求：朱敦儒《水龙吟》鉴赏

求：朱敦儒《水龙吟》鉴赏

这首词为作者三卷《樵歌》之一，作于金兵南下，词人初离洛阳时。境界深远，词句间有报国不得之悲慨，不以闲适为之调，是《樵歌》中独树一帜的作品。
　　上片写船上所见，进而抒发身世感慨。放船千里，凌波踏浪，并不是为了登山临水，放浪形骸。“放船”本身，意味着词人心向往之的闲适生活的被迫结束，心情之沉重不难想见，因而即便是妩媚的江南青山也难以使他心驰神往，而只是稍稍流眄顾盼而已。“云屯”三句进一步写天上与江中的情景。“水府”，古代星名，主水之官。所谓“云屯水府”，是说云层聚集水府星附近，是天将下雨的征兆。再看滔滔江水，如随水神奔走，与众水一起东注入海。天空高远，却云垂垂而欲雨；江面空阔，而波翻浪涌，逝者如斯。
　　词人的心旌不禁为之曳，不觉生出了一种郁闷之情与茫然之感，上片抒写的重点也就随着转到了对自己身世的感念上。现实的动乱打破了词人的好梦，回首往事，自不免有南柯梦短的伤感。但他主要的感受却于叹惋时光的流逝，有烈士暮年之悲。“壮心偏感，年华将暮”的感情深处，暗藏着故国难返的深沉悲怆。
　　过片以“回首”领起，这已不再是站个人立场上回望逝去的岁月，而是站民族立场的高处北望硝烟弥漫的中原，正面发出了对于救国英雄的呼唤。“问人间、英雄何处”的疑问中，既有着对于英雄的渴求，也有着对于造成英雄失志时代的诘问，意味十分深远。以下引用三国故事，说诸葛亮奇谋报国，仍不免赍志以没，隐喻自己虽有长才也难有机会施展。
　　又说到东吴败亡的历史教训：吴主孙晧凭借长江天险，且有“铁锁横江”，但还是未能挡住西晋王濬冲浪而来的战舰，落了个可悲下场。这里可以隐约看出词人对南宋小朝廷的担忧。写诸葛亮，写孙晧，是以历史为镜子，从对面映照现实，这就使词人的忧愤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结尾写自己“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正是融合了家国不幸之后悲痛难已的表现。“愁敲桂棹”三句，是说敲击船桨打拍子，唱着悲凄的《梁父吟》，泪水滂沱。这几句以“但”字拍转，以“愁”、“悲”等字点染，以“泪流如雨”的画面作结，极见词人悲愤之深广与无力回天的无奈。
　　这首词既体现了词人创作风格中的豪放刚健，又见出词人创作功力之深厚。全词以纪行为线索，从江上风光写到远行的感怀，由个人悲欢写到国家命运，篇末以“愁敲桂棹”回映篇首的“放船千里”。中间部分，抒情、议论并用，抒情率直，议论纵横，视野又极开阔，“千里”、“九江”尽收笔底，往古来今俱望中，感情极痛快却极沉着，不避用典而仍明白如话。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
　　朱敦儒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的词，从题材和内容看，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他早期的清狂生活和闲适心情的，另一类是写他忧国伤时，抚今思昔的。这首《水龙吟》就是属于他后一类作品的代表之一。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南侵，洛阳、汴京一带，均遭兵燹。不久，汴京沦陷。朱敦儒携家南逃，先到淮海地区，后渡江至金陵。又从金陵沿江而上，到达江西。再由江西南下广东，避乱南雄（今广东南雄县）。这首词具体写作年月虽不可考，但从词的内容看，似是他离开淮海，沿江东下金陵时所作。
　　词一开始就以雄健之笔描绘了一个开阔的水面境界：放船千里，凌波破浪，烟波浩淼。“略为吴山留顾”，从侧面点明他此次离开汴洛一带南来，不是为了“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孟浩然《自洛之越》）。对明媚的吴中山水，他只是略为留顾而已。潜台词是说，他此次离乡背井，实在是因强敌入侵，迫不得已。“云屯”三句写长江水势。水府，本为星宿名，主水之官，此处借指水。“九”，泛指多数。“九江”，指长江汇合众流，浩浩荡荡，千里东流。境界何等旷远。然而这旷远的境界并未使作者襟怀开阔，反而“北客”一句转出个人身世之感。国步艰难，一身漂泊，“如今憔悴，天涯何处可销忧”。（朱敦儒《水调歌头》）“壮志未酬”，“此生老矣！”（朱敦儒《雨中花》）表现了一位爱国词人的忧愤，不是一般文人的叹老嗟卑，而是与国家兴废、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这正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崇高处。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正是这种国家民族之爱，所以下片一开始作者就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高度，当此凌波南下之时，北望中原，痛感妖氛未扫，不禁发出了对英雄的渴求和呼唤。渴望有英雄出来扫净妖氛，恢复中原。上下两片，意脉相连。当时并非没有英雄。宗泽、李纲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但都为投降派所阻。或忧愤成疾而死，或连遭排挤贬斥，无一得志。他想到眼前放船千里的地方，也正是三国时，蜀吴联军抗曹的故地。当年诸葛亮何等英雄，奇谋报国，指挥若定。因后主懦弱，佞臣误国，终于“尘昏白羽”，大业未成。隐喻自己也和其他英雄一样，虽有“壮心”，无奈“奇谋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种心情，他在《苏幕遮》词中也曾表示过：“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进而由眼前的地域特点和国家形势联想到西晋灭吴的历史事实。当年吴主孙皓倚仗长江天险，以铁锁横江设防，仍然阻挡不住西晋大将王浚的楼船，锦帆冲浪，铁锁销熔，终于“一片降幡出石头”，“孙郎良苦”。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鉴古观今，作者在词中流露出对象东吴一样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前途的担忧。下文“但”字一转，结束上文的论史，转入到以抒情作结。词人救亡有志，报国无门，他忧愤得敲打着船桨，作为击节，象诸葛亮那样唱着“梁父吟”，心潮激荡，“泪流如雨”，无可奈何。一位爱国词人的一腔忠义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词情至此，也达到高潮。
　　词以放船凌波开始，通过江上风光的描写拓开境界，抚今怀古，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组合起来，将个人身世之感与对国家民族的深情挚爱融为一体，风格豪放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