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为什么出现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

沈从文笔下为什么出现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

早期的沈从文作品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他的小说的价值判断上。其中影响较大，是苏雪林的那篇《沈从文论》（载（文学）第三卷第三期，1934年），把沈从文称为“文体作家”，从她的口气看来，对沈从文的作品似乎并不看好，她把沈从文的艺术特征概括为三点“第一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风格”，“第二是句法短崤简练”，“第三是造语新奇”。
早期对沈从文的作品评价比较中肯和到位的，是李健吾，在他那本著名评论集子《咀华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其中写道：“可爱！这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另一个特征。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部用在别人的身上：成人之美。”，“沈从文先生在画画，不在雕刻；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李健吾先生大概是除作者自己外，第一个发现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的人。虽然没有做全面深刻的分析，但是当时的情况下，沈从文能够有这样知音，应该知足。另外，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健吾先生还第一次把《边城》和《八骏图》，拿到了一起对照来看，认为《八骏图》是在嘲讽，却不是《边城》的主调。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仅仅局限于对其小说效果的论述上。
而要追溯沈先生作品描写人性美的评论，最早恐怕要落到他的那几篇自述性质的题记上，他在《边城》题记中说：“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其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在后来的《习作选集代序》中，说的更加明白，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又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大概是对沈从文小说“描写人性”的最早定位。而作者自己的说法，大概是对小说主题正确理解最好材料了，因此这几段话，也成了其后关于“沈从文小说思想主题”的论述者，必引的材料。
关于城乡的对照描写，沈从文刚开始似乎就有一种自觉，在《边城》题记中，他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这便是以后的《长河》，可见此时的沈从文是一个自觉的作家。到了《长河》，他很快从他的《边城》牧歌情调中醒来，处处充满了城乡对照的痕迹，具有五四启蒙特征。在《长河》题记，他说：
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我们容易看出沈从文在《长河》中，把城乡二元对照的自觉。而其后的关于此方面的评论，大抵以此为基础。
从建国到70年代末，国内沈从文研究处于空白状态。此时，沈从文却在香港和国外被发现。
1961年，夏志清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参考复旦大学的大陆版）出版，其中为沈从文开了个单章，对沈从文的人性描写不乏批评之词：“照理说，他既往来于湖南、贵州和四川之间，他对苗人生活习俗的认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但这种认识是缺乏人类学根据的，不够深入，因此沈从文把土著美化了”，说他完全“耽溺于理想主义的境界”。但是总体上，他对这种人性描写基本持一种客观的评价态度，他指出“他（沈从文）认为人类若要追求更高的美德，非得保留如动物一样的原始纯良天性不可”，接着夏志清在他的文章中对沈从文的小说《会明》、《萧萧》、《三三》、《边城》、《生》、《夜》、《大小阮》、《静》等等小说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是对沈从文小说世界的一个全面发现。会明同情心，萧萧的“纯洁无邪，事事对人信任”，这都是夏志清对沈从文人性美的部分的发现。他评价说：“天真未凿，但很快将要迈入成年社会的少女；陷入穷途绝境，但仍然肯定生命价值的老头子——这都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夏志清在论述沈的作品时，同时选取了沈写城市（《夜》、《大小阮》、《静》）和乡村（《会明》、《三三》、《萧萧》、《边城》）两种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中风格各异，成就和艺术水平各异，极具代表性，开创了把沈从文的城乡两种题材小说并置论述的先河。
70年代，较有影响的，是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这个对沈从文颇为推崇的美国人，把沈从文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的这本著作中，是以沈从文的作品为主线的，所以不免加入对其作品的评判，其中也不乏对于人性美描写的评述，如他说：“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会说谎，不会作伪。他们喜欢善意的捉弄，却不使用卑鄙的手段，特别是客人——他们对城市中盛行的那一套手法毫无瓜葛”，又说：“这个写法就把乡下人写得理想化了些，虽然其中也有真理的内涵”。这些都完全说出了沈从文笔下人性美的内容，只是并没有作具体论述。同时他也认为这种人性美好的描写，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描写，现实中是很难有的。并且他还引入了“都市人手段”与之对立，有了城乡二元对立视角。但是作为一个传记作家，其重心仍然在于作家本身上。
到了80年代至今，是沈从文研究遍地开花的时代。沈从文的作品研究，开始从各个角度阐述，这里只说明关于人性美和城乡二元对照模式的部分。
对于沈从文小说人性美描写作较全面阐述的是吴立昌。在他的《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文艺论丛》第17辑，转引自《沈从文研究资料》）这篇文章中，他选取了《边城》、《牛》、《会明》、《连长》、《柏子》等一系列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从爱、生命力等角度来说明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美，如他说：
《边城》的人性美集中体现在一个“爱”字：两性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沈从文赞美的提倡的正是这样的“爱”，但是他又并未将这些“爱”滥施于人。在《边城》题记中，他开宗明义的声言：“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而接下来，他正是从这几种人来论述他们的“爱”以及在这种“爱”所表现的人性美的。接着他又提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往往是以曲生命的赞歌”。他说：
生命，对于人类来说，无非指人的肉体和精神力量，人的本性即蕴含于人的肉体和精神之中。所以首先生命存在，才谈得上人性。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同他对人的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分不开，他以泛神论观点，认为大自然无不具有神性。他是将自然予以人格化，其神性实即人性。大自然里凡生命的欢呼，在他看来无不具有一种人性的美。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吴立昌先生，一直在不同的角度来阐述沈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性美，以及这种人性美的具体体现。难为可贵的是，他在文章的倒数第二部分，提出了沈作品中人性美的社会内容。他说：
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多数是具有社会内容的，并不是完全存在于作家的主观意想之中。作家往往把人物身上的人性美置于同丑恶黑暗的现实产生的矛盾里，从而使作品获得不同程度的现实意义
提出了人性美并不是孤立存在这一观点，这对于后来把其城市题材小说引入乡土小说有重要意义。这是八十年代刚开始就写的一篇文章，由此可见，进入八十年代，沈从文研究便进入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从人性角度切入论述沈从文的作品始终是一个难题。因此后来的作品也便都是在其基础上，或是单论某篇文章，或是从某些作品出发对一些人性美的现象的进行简单罗列了事。始终未能获得深入。
之后，许多论述者都企图从人性美的角度来阐述沈的作品。斐毅然从自然、人性、美的角度来阐述沈的小说《雨后》，写出了《自然人性 美——沈从文<雨后>赏析》，把沈从文《雨后》中的人性美和自然之美结合起来写。王文捷《论沈从文的自然人性观》（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5期，2004年9月）也是从自然的角度来阐述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美。赵连文《淳朴的人性美——浅谈<边城>的思想倾向》（载学术交流1996年第一期），也是从人性美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边城》的思想倾向。通过对《边城》中翠翠、老船夫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美做了描写之后，他说：“《边城》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给人以健康的影响，美的艺术享受，达到了寓教于乐。”又认为：“《边城》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思想意义。”这些都是从人性分析中得出的较为新的东西。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赵金钟从和谐的角度阐释沈从文的作品，在《沈从文的“和谐社会”——《边城》和谐意味的诗性分析》中，他认为：“沈从文的‘和谐社会’包括三个部分：和谐的自然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生命形式”，他是从和谐出发，把人性之美赋予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青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梁玉金，《人性美和传统文化内涵之间的契合与背离——阅读《边城》时，造成“椟”对“珠”的价值掩盖的原因》，这是一个较为新的问题，他认为“读者在阅读《边城》时过分地关注人性美，而忽视了人性美与传统文化内涵相背离时，隐藏在人性美下面的传统文化内涵对边城中人物命运的内在决定性作用，无意识地用“椟” 掩盖“珠”的价值，忽略了对‘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的理性思考”。这里引入了人性美与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山东师范大学文学毕研强《沈从文小说人性描写新论》（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0卷第3期），文章从人性在“美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美与健全人性的关系中”、“人性在美与合理的关系中”三种关系框架中考察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描写，没有脱离对人性的阐释，但不再遵循从作品角度来说明人性之美，他企图把人性之美置于自然、社会等体系来考察，以探求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刘保昌《在美与真之间———老庄诗学悖论与沈从文的城乡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学术交流》，2003年8月总第113期第8期），提出了城乡二元对立叙事模式概念，他把《边城》到《长河》，看作一种美到真的过渡，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的叙述重心放在了《长河》为何没有达到《边城》的艺术价值上。虽然稍稍谈到了人性之美，但是中心却是在论述《边城》和《长河》的美与真的问题上。作者在文中通过美与真，城乡二元对立论述，并把问题中心集中在了《边城》和《长河》的真美问题上。
蓝棣之的那本专著《现代文学记经典：症候式分析》中论及沈从文的《边城》时，运用其独特的分析方法，抓住翠翠“不见过世面”，“纯乡下女孩”，这一特殊“症候”，来阐释《边城》，认为其构造了一种自然的，与世俗无关的生活方式，提出《边城》之“边缘颠覆中心意义”，而翠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有一讲是讲《边城》的，也提出了“理想化的翠翠和理想化的边城”的观点，把《边城》中翠翠和世界，作为一种脱离世俗，理想的境界来看待，他说：“《边城》体现了人世间的美好，在大自然熏陶下的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人性美（人自身的美好）”，他在这里把人性的美好和人情的美好分开来看，与其把翠翠和边城这两个意象分开来论述是分不开的，翠翠体现了一种人性的美，而边城则体现人情之美。
之后的关于人性美的阐释，是多而杂的，有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也有创新的，也有千篇一律，毫无意义的论文。但是只要提到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的主题问题，似乎有了一种把他的作品和人性美描写联系在一起的自觉。
而对于沈从文城乡二元对立的论述。在赵园的那篇《沈从文构筑的 “湘西世界”》（载1986年《文学评论》第6期）中，他说：
这儿有两个“互相参照的世界”，两种文化相互发明，没一种后面都隐藏着另一种：“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了的形态，而“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寻找和发现“对立物”，也可能成为一种审美创造的动力的吧
这是较早准确的把沈从文的小说认为具有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篇。并且他还论述了“体现着文化批判倾向的湘西”这一命题。都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以后也出现了一系列论述湘西世界或者都市世界的论文。但大抵也是相同的套路。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李俊国《城乡互参模式与都市文明批判——论沈从文都市小说》（载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他认为：“沈从文通过对都市生命退化、都市道德病态和都市人性虚伪三个层面的描写, 体现出都市文明的批判色彩。”文章中通过一系列都市小说的论述，举出了一系列都市小说中的病态表现。同时也认为通过了“城乡互参模式”的对照，更加突出了都市的病态，从而具有了强烈的都是文化批评意识。
然而大部分的论述文章，皆是从城市小说或乡村小说入手，以探求互相参照的系统，在论述的同时，不自觉的引入对立的世界，以相互参考，这几乎成了论述沈从文小说的套路。如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论及沈从文时，就说：
沈从文放佛有两套笔墨，能描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当他以乡下人的眼光，调转过来观察商业化的都市的时候，便不禁的露出讽刺的尖刺来。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他整个乡村叙事体的一个陪衬物或一个补充而存在的。
吴福辉在这里把沈的都市小说定性为其乡村小说的附庸，取消了其都市小说的独立意义，其实就是站在乡村主体的眼光上来反观都市小说的。
大多数作者还是站在二者互参的眼光上来考虑。王继志《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及其创作意蕴》（南京社会科学院，1992.6，第52期）他说：“沈从文的小说就力图从乡村和都市两个方面描绘出他所经验过的历史与现实的人生景象”，很明显的是，他在阐述乡村小说的同时，引入了都市小说这个参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尹变英《城里人的故事—论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文中说：“相比于沈从文乡土小说中那些如国画一般淡雅而清晰的影象, 都市故事中的任何人都那么模糊如一片影子”，他也在论述都市小说时引入了乡村小说这个参照物。
沈从文的小说论述是多而杂的，文章也是多于牛毛，良莠不齐。这里只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述，归纳以作综述，因为要对多于牛毛的文章作全面综述，恐怕非短短篇幅所能解决，何况有些文章皆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