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中一定是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以一定方法加以表现才能符合公示原则么？事实行为、事件等都不行吗？

比如甲继承得到一栋屋子的所有权，这也是需要登记的吧？难道这就不算公示了吗？

物权的变动，实际上是法律关系的变动，而法律关系的变动两个原因：一是行为，二是事件，其中行为有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所以物权变动不是一定要法律行为，事实行为同样可以。如果一个人死亡 了，其财产可以变成无主物，再说，公示有两种，一种是不动产的登记公示，一种是动产的公示，而动产的公示大多数为占有动产为外界的公示方法，那占有就是一种事实行为。

我国担保物权的变动模式。我国物权法在担保物权公示的法律效果问题上，采取了公示生效要件主义与公示对抗要件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思路，只是前者为主，后者为附。     其一，就抵押权而言，依据《物权法》第187至189条之规定，不动产与动产抵押区别对待：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已建或在建的建筑物等不动产抵押，基本采登记生效主义，不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不生效。对于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半成品、交通工具、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等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抵押合同有效成立，抵押权即设立，只是不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此，有两点恐生疑问，需加探讨。其一，我国物权法将“第三人”限制为“善意第三人”，善意系指不应知道且实际不知道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的第三人，当无异议。问题是，第三人的范围如何确定，是否包括抵押权人以外所有对同一标的物享有债权或物权之人?依笔者愚见，所谓第三人应特指对同一标的物享有物权之人，而不包括一般债权人。一些学者担忧，动产抵押未登记公示，如承认其优先效力，则债务人之一般债权人，必遭不测之损害。王泽鉴先生针对该观点指出，“一般债权人借与金钱，系信赖债务人之清偿能力，故应承担其不获清偿之风险。其既与动产抵押之标的物无法律上之直接关系，实不能承认其具有对抗动产物权之效力。一般债权人为避免遭受不测之损害，应设定相保物权”。笔者甚以为然。其二，车辆、航空器等部分特殊动产在一定机构设有登记簿，登记取代了交付或占有成为物权的表征方式。大部分动产，以占有或交付为其所有权取得的表征方式，而一般动产抵押权产生对抗效力则以登记为表征方式，这样形成在同一物上的物权表征方式的二元结构，是否会因此产生无法解决的权利冲突?比如，甲公司从乙公司购买的机器设备，该机器设备在出卖时系甲公司占有，从占用这一所有权的表征方式看，应系甲公司所有。但从中无法判断是否存有抵押权负担，因为抵押权系另一公示方式。当乙公司仅从占用判断甲公司具有处分权而买受该机器设备，而该机器设备在此之前已抵押给其他人并办理抵押登记时，权利冲突不可避免。为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权利冲突是物权表征方式的二元化的必然结果，一旦冲突发生便不可化解。笔者不以为然。动产抵押区别于质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转移占用，在不能以交付作为公示方式的情况下，除非因噎废食不承认一般动产的抵押，总要有一种公示方式，由抵押不占有抵押物的特征，无论选择何种公示方式，均不可能与一般动产所有权的表征方式相同。何况，动产抵押登记，乃最经济且为承认动产抵押国家普遍采用的公示方式。事实上，同一动产上不同物权的表征方式的二元化，只有在物权法对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没有明确规定或不统一的情况下，才会使动产交易中的不测损害难以避免。在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动产所有权与抵押权不同的公示方式，且明确规定登记机关的情况下，权利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即使没有避免，亦是可以依据一定规则解决的、当然，交易中查阅登记资料，会增加交易成本，影响交易的便捷，这是物尽其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