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体裁形式

简述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体裁形式

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其突出特点为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尖锐。而其作为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玄学、佛学、道教开始兴起，社会思想的自由和宗教的多样化促进和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变化，许多新的文学体式形成并得到发展，诗歌的形式多样丰富，表现领域得到扩大。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初阶段，也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建安文学发轫于汉末大乱之际，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异端思想突起，孕育了建安精神和建安文化。建安人在乱世中面对汉末的政治与文化浩劫，珍惜文化，关怀时事，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如曹操的《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都是这种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建安文人在重新认识和思考个体生命价值时，更加关注社会，他们的作品不是感伤个人的生死之期，而是表现忧时伤乱，将建功立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抒发强烈建功立业的愿望，这就使建安诗歌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也就形成了“悲凉慷慨”的诗风。
与悲凉慷慨的诗风相适应的是建安诗歌的形式，建安文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并加以改造，创作了大量的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建安文人或采用乐府旧题，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抒写国家大事、个人的壮志和抱负；或以乐府形式另写新题，将辞赋的语言声律带入乐府诗中，使五言诗既具有乐府诗的质朴，又有文人化的升华，将五言诗推向成熟。此外，建安文人还在杂言、七言诗等方面做尝试，如曹丕的《燕歌行》等，这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创作起了推动作用。
文学史上的正始时期包括从正始到晋武帝泰始以前，即曹魏后期、魏晋之交的整个历史时期。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集团争权夺势的斗争异常尖锐，夺权之人以阴谋手段诛杀名士，杀戮异己，翦除宗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恐怖时代。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许多文人士大夫都采取了避世自全的态度，司马集团为掩饰自己的行为，又虚伪地提出“儒家名教”“以孝治天下”，面对恐怖与虚伪地现实，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显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的政治理想出现了危机和幻灭，人生信仰也发生改变，玄学开始盛行，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建安文学中对理想功业追求的热情和自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能否实现的抑郁以及强大政治压力下个人失意的悲哀，诗风也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遥深，寄托隐晦。正始诗人开始逃避现实，以哲学的眼光理性地观察现实，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为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有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也称“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它的基本主题为忧生忧世，对生命的感化和体验完全是悲剧性的。如《咏怀诗》第三首以树木由繁华转为憔悴的过程，暗喻了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了在当时处境下难以自保的忧患。对生命的忧惧与人生的剧痛，是阮籍产生了隐逸求仙的思想，所以《咏怀诗》中往往杂有游仙的内容，表现出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对现实污浊的鄙弃。《咏怀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揭露，他常以比兴、象征的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感情，寄托怀抱，造成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效果。其语言朴实平易，感情真诚厚重，都是对建安诗歌传统的继承，同时以五言诗咏怀为题的组诗体制抒写性情，对后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