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顶之下人产生感触的原因是什么

穹顶之下人产生感触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要声明，这篇文章并不是来批判《穹顶之下》的。相反，柴静的这部作品，无论从包装的精美，文案叙事的设计，采访对象的深入，还是数据的翔实程度来看，都非常值得喝彩，甚至有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科学传播史上的经典之作。但是，跳出那些感情叙事的框架之后，我只能说，《穹顶之下》虽然感动了我，却没有说服我。从更理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不把雾霾当做“私人恩怨”，而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来谈论的话，似乎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雾霾的危害具体有多大？这在科学界其实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柴静在片中引用了前卫生部长陈竺的研究，认为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早死的中国人约有50万(其实陈的原文是35-50万)。但是这只是很粗略的估计，由于缺乏更详细的研究数据，我们很难知道这样的结论可靠度究竟有多少。
在整个科学界，对于PM2.5危害的研究也才刚刚有所进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其实并没有发现大气细颗粒漂浮物对于肺癌有什么关系，2013年，当钟南山宣称空气污染导致肺癌增加的时候，还遭到了方舟子的批驳。直到2013年底，根据几个最新的调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才首次把大气污染物列为一级致癌物。
不过，这些调查大多都是在西方国家做出的，而中国的PM2.5浓度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按照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会导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这个算法，光是大气污染一项，就能导致中国的肺癌死亡率比欧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实际情况中，中国的肺癌死亡率虽然略高，却远未达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所以这些研究中发现的线性关系，能不能简单地拷贝到中国，还是比较有疑问。
当然，很多人可能要说，知道PM2.5有害不就好了吗？至于它每年究竟导致10万人还是50万人死亡，有多大意义吗？
但这恰恰是在公共决策层面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把雾霾当做私人恩怨，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为雾霾付出的具体成本大约是多少。因为社会的决策，它不是讲温馨讲情怀讲故事，任何一个社会选择的背后，往往都是冰冷的经济学核算。很少有东西是无本万利的，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我们要讨论的，是它“值不值得”。
柴静自己曾在博客里写过一篇关于DDT的故事：当年农药DDT被发明出来，用来消灭蚊虫，减少疟疾。但是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指出DDT致癌，并污染环境。《寂静的春天》后来几乎成了环保主义者的圣经，并最终导致了DDT的全面停用。
听上去棒极了，但可惜，DDT停用之后，又没有同样有效的药物来对付蚊虫，这使得非洲疟疾的发病率飙升，仅南非的一次疟疾大爆发，就导致了至少10万人的死亡。因为DDT的禁用，到了2000年，世界上至少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
为此，科学家们开始呼吁重新使用DDT，南非在2003年采纳建议，并迅速把疟疾死亡人数降到50%以下。后来，连世卫组织都开始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
但此时，已经有大约2000多万人死于疟疾之下。后来著名作家迈克尔·克莱顿曾说，《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杀的人，大概比希特勒还多。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对环保党进行什么非议。把柴静自己曾讲过的这个故事拿出来，无非是想说明，当进行一项公共决策时，我们不能仅仅只是诉诸感情。DDT污染环境好不好？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污染环境能够拯救2000万条生命呢？我们这里要问的是“值不值”，而不是“好不好”。所以，光是大骂一样东西“很坏”是不够的。我们至少应该追问三个问题：它......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