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孟子所言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如何理解孟子所言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里，“书”本指《尚书》，“《武成》”是《周书》的一篇，记武王伐纣事。我们且不去讨论《尚书》是否算得上文学作品，因为魏晋以前文论大部分是针对广义“文章”而发的；也不必嘲笑孟子坚信“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天真，或是去分说其所信、所疑的是与非，我们不妨把“书”看作一般作品，来分析孟子从一个作者的创作体验出发，所提出的两条阅读原则。其一是不“尽信”的原则。不尽信，就是不完全相信、不过于相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程子解释为“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即如果执著于言辞表面，有时就会妨碍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其实，孟子的“不尽信”有三个层次的涵义，程子只道出了其一。第一是材料的层次，对作品所记载的事实不要“尽信”。“血流漂杵”的景象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很夸张的，孟子推此及彼，认识到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事实的成分，因此他不像汉唐经学家那样圆圣人之说，但也没有采取“古史辨”派学者推翻记载、详细考辨的认真态度，而是以不“尽信”的阅读原则要求读者对那些事迹不必太认真。可以说，孟子的态度既不是史学的，也不是经学的，而更接近文学的，他把这些记载作为“事典”而不是“事实”。将对材料的态度扩大到整个文本，就要面对程子所说的“辞”和“义”，即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不“尽信”的第二层次。这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孔子的“辞达”说和魏晋六朝人对“言不尽意”的讨论。孔子处于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史学家的立场力求保持上古文学的质朴风格，因此提出“辞达而已矣”，反对雕润和藻饰；而文学自觉之后的魏晋齐梁理论家，则或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思想的表述问题，或从文学的本质特征出发自觉追求更高超的表现技巧。孟子所处的战国后期恰好在二者之间：纵横家们早已抛弃了古直的传统，形成铺张扬厉的散文风格，却又未暇作出理论总结；孟子的散文颇有战国策士之风，他显然已自觉意识到技巧对于表达的辅助作用，所以在创作上背离了孔子的“辞达”原则而显示出辩才无碍的风度。象同时期的庄子和纵横家一样，孟子常使用寓言和取譬夸张手法来说理，有些文字即使是尊奉他为“亚圣”的程朱一派理学家也只能注曰：“此语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云云，这却却恰恰犯了孟子所谓“尽信”、程子所谓“执于辞”的错误。孟子不“尽信”原则的第二个层次正是要求读者不要迷恋于辞藻，把握言辞背后的思想内容，《孟子·万章上》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是这个意思。由此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次，就是要以怀疑的精神读一切书，缺乏怀疑的精神读书就失去了意义，“不如无书”。儒家向有“宪章文武，祖述尧舜”的传统，以至到荀子手中发展出了“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而孟子却率先垂范，对经典所记圣人之事表示怀疑，变的确是很大胆的，显然，后学对孟子这个思想的发扬远不及对荀子的继承。然而孟子的怀疑并不就是反“征圣”、“宗经”。在先秦儒家中，孟子代表“法先王”的一派，特别爱怀古上征，“言必称尧舜”，《孟子》一书中也有很多处是他征引“诗云”或“孔子曰”来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辩护的，从圣人的言行和经典中寻找思想依据，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征圣”、“宗经”。孟子的不“尽信”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态度：既反对“尽信”，又不说不信。那么哪些可以信、哪些不该信呢？孟子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用主动的“取”代替了被动的“信”，提出“吾取”，也就是他的第二条阅读原则。“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并未说明是哪“二三策”，但据下文及《孟子》的其他篇章，我们可以推测，一定 有关“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因为孟子 标明了是“吾取”，那么这种取舍必然带有学生的孟子的主观色彩，而“仁人无敌”又正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命题。孟子的“征圣”本着“吾取”的态度，不是削足适履地遵循古圣先贤的行为准则，而是断章取义，不惜曲解经典和圣人来作自己的论据。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何以孟子游说当时昏聩的诸侯，甚至对其“好色”、“好货”、“好今之乐”也必上征先王，孟子上征的目的与其说是取法先王之政，不如说是阐发自己的仁政理想。再深入一步说，孟子在这一章里也只是作出一个“吾取”的榜样，要求读者对包括经典在内的一切文本都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样，同一部作品，不同思想的人，“你取”必不同于“吾取”，“孟子取”必不同于“告子取”、“庄子取”，“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古圣经典，持“取”的态度已经很大胆了，再进一步就是“作”。孟子是作古的高手，虽然他讳而不言，但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流传千载的关于上古政治的传说都是孟子“自我作古”、“英雄欺人”。《孟子》一书中有相当多的虚构，只是他不象庄子以玩世的态度明确声称“寓言十九”云云，孟子的作古是认真的，他要读者也认真接受，不过这接受不是“尽信”，而是“吾取”。孟子的不“尽信”和“吾取”两条阅读原则正是一个作者从创作甘苦出发对读者提出的要求。《孟子》的这一章虽然常被提及，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其作为文论的思想意义。批评学中对于“疑古”和“信古”的态度久有争执，大致可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以为学术的价值在于“求真”，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绘古籍以精确的诠释，必须从怀疑开始。清代朴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古史辨”派手中发扬光大，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简直就象一部“疑古”的宣言。另一派则认为学术的最终目的是“求用”，对于古人的话语只需激活而已，可以“不求甚解”。这种意见在时下的议论界颇为流行，“误读”的的得到了最充分的体认。孟子虽然提倡怀疑精神，但并不求真，他提出“吾取”的原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我们提到现代文论的这桩公案，并非想过分抬高孟子思想的超前性，孟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实还相当朦胧，但是清代以前中国学术史上的“怀疑”和“误读”两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种认识，孟子实肇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