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的任诞与当代任性的区别

魏晋时的任诞与当代任性的区别

任诞，指任性放纵。这是魏晋名士作达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在这种标榜下，许多人以作达为名，实际是以不加节制地纵情享乐为目的。
名士作达的首要表现就是蔑视礼教，不拘礼法。第7 则记阮籍说的“礼岂为我辈设也”，就道出了这一点。他们不管男女有别。婚丧礼节等，执意我行我素。第7、8 则记阮籍不顾“叔嫂不通问”的礼制，与嫂话别；醉后睡在酒家妇旁边。第2、9、11 则记阮籍在母丧期间纵酒，以致亲友来吊唁时仍醉态朦胧，裴楷只好无奈地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其次就是不分场合。不分时候地纵酒放荡，不管为官居家，都毫无节制地饮酒。例如第28 则记周伯仁喝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第12 则记人和猪共喝一瓮酒。他们以为这就是名士风流。第53 则记王孝伯之言，可说有点睛之妙，他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除此以外，他们要随心所欲，不勉强自己，不限制自己。例如第47 则记王子猷雪夜忽忆邻县戴安道，立刻乘船去拜访，经一夜才到，可是又及门而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其余如赌博、抢劫、偷拿别人财物、酒后唱挽歌、言谈不检点、等等，都是故意放纵自己的表现。至如第31 则记殷洪乔去上佳时替亲友带了百来封信，走到半路，把信全都扔到了江里，声称自己“不能作致书邮”。这纯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无赖行径、与名士任诞似无甚关系。任诞的动机，各人或有不同。第13 则记阮籍不同意自己的儿子“亦欲作达”，可见阮籍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要借酒浇“胸中垒块”（第51 则），而他的儿子只是为了追求名士风度，无怪他要反对了。有的名士借作达以避乱世，有的名士要求在官场中保留一些个性自由，不失人的真性，其任诞言行对反礼教来说，有一定意义。但多数名士的任诞行为是不可取的。本书分立《任诞》一门，多少可以看出编纂者并不同意这种行为，还是主张以礼法准则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动。
任性，汉语固定词组。指听凭秉性行事，率真不做作或者恣意放纵，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达到自己某种不正当的目标或执拗使性，无所顾忌，必欲按自己的愿望或想法行事。如：“咱有钱就是任性！”“大家都很任性”
最近，这个词比较热，人们所想表达出来的有两种意思，一是听任本能的意愿，也就是潜意识的意愿：二是，对性需要的肯定，在社会层面上，更大程度的尊重了本能的性需要。
任性的另一定义：因个人的原因，不屑作利益最大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