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治国之道，有什么区别？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治国之道，有什么区别？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差异，首先在于遭际和思想凭借不同使然。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壮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少年登科，31岁即出外襄助办理团练，此后宦场浮沉，用于学问的功夫只怕寥寥无几，自道有“虚矫之气”，也是实情。较之李的顺遂，曾国藩的经历则要曲折许多，然而也正因为此，曾青壮年时得以沉潜于圣贤功夫，人格的修炼更为完满，参与平定洪杨之乱乃是之后的事情。曾李之间的思想凭借也不全同，曾于宋学汉学词章都下过功夫，李文忠自谓“任意糊弄，其实全无根底”。因此，曾所呈现的，是事功与义理的统一，无所偏至。李则偏至于事功，其“始终缺乏一种企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但是，作为具有高度敏感的士人和晚清政坛的要角，曾李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显然并非二人内在不同一点所能涵盖。这种差别，更是攸关时代。曾李同为中兴名臣，但是年辈却有先后。大致可以天津教案和其后曾国藩去世为线，二人相继为中兴名臣这一群体的枢轴。如果说胡林翼呕血仅仅是预见到洋人的强劲将为日后之患，到了李鸿章的时代，这种预见已经落到现实层面。曾去世后十余年，有法人自越南和东南两处叩关生衅，又十年，则有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订立者恰恰都是李鸿章。李鸿章所面对的，是比曾胡更为险峻的情势。换言之，曾的忧患更多的是士人的敏感和前瞻，到李鸿章处，这种忧虑已是肘腋之患，火烧眉毛无从回避。“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曾国藩的“完人”人格已经无可企及，而李只能无奈的担当“裱糊匠”的角色。李相对于曾本身所存在啊的不足，更是被这种情势凸显和放大。

晚清以来，列强交侵国事日非，现实逼迫人们尤其是当局者必须作出回应。回应固然各各不同，其中要者，如办洋务之李鸿章，及同时崛起于朝堂之间的清流群体。吴汝纶说“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二者之间的对峙，在政见差别之外的意涵更是耐人寻味。洋务所持及所重，大体是曾国藩所谓“经济”，而清流的出发点和归依处，都在于儒学所持的“天道”，亦即义理。他们“拥有更多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正是现实的急迫，造就并且加剧了言路的亢奋。李鸿章谓“孔子不会打洋枪，生于今日不足贵也”，这种极端的现实眼光，未尝不可以看做是对言路亢奋的回应。二者呈现出来的面目虽异，但是吊诡的互为镜像。李以实用而为人所诟“不学无术”，清流的高调也被讥为泥古、迂腐或是刻薄。曾国藩那里统摄于一的义理事功，至此裂为两半，极至遂为偏至。而实用和高调之间的对峙，也可以说是情势加剧了义理和事功之间的紧张与分裂。

曾国藩是解放思想第一人，李鸿章是放眼开世界第一人。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上走得更远

曾国藩内敛严谨，李鸿章外向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