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有哪些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有哪些

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给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在一般情况下,村落是家族的集合或膨胀）——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在文化史上,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确实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在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尊卑、长幼、德性成为确定人的地位、建立秩序的三个要求：“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孙丑下》）三者之中,官级、年龄辈分是外在的既定的,惟有德性方能主观能动地实现自己.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突显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由此形成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军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