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总是出仕入仕

陶渊明为什么总是出仕入仕

首次出任州祭酒。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关于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时间不长，他却自动解职而归。

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在这期间所作的《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不用再为“行役”所牵累，他丢掉了儒家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意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回纯自然状态下的本我。现实使得每一个具有价值关怀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困境：热情的忧虑和忧虑的徒劳。价值关怀面临着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恶的种种揶揄和否定，使他变得毫无“价值”。

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已40岁，写了四言诗《荣木》，抒发“人生若寄”时不我待而希望及时建功立业的感情。陶渊明不到一年就又辞去了镇军参军的职位离开了刘裕。这固然与陶渊明此次入仕时的情绪有关，但是刘裕在此间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应忽视的原因。刘裕虽然有雄才大略，使豪强慑服，但是却猜忌成性，诸多贤才，多遭翦灭。

第四次出仕任刘敬宣参军。
41岁的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后于义熙元年(405)改任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只是陶渊明“终返班生庐”之前的一个过渡。面对“事事悉如昔”、“义风都未隔”的一片山川、人情，这时陶渊明的笔下荡尽了“脂我名车，策我名骥”的豪迈进取这心，勾销了“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的自我勉励，更减少了“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的矛盾和犹豫，他归田的“终怀”已定，诗中只是把旧有的意向坚定地重新进行申述。

第五次出仕为彭泽令。
同年秋天，陶渊明回到故乡后，又作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陶渊明这次出任彭泽令的原因他有明确的表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也就是为以后的归隐生活做物质上的准备。在他决定“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的时候，恰又遇到督邮来县，这就促使他决心以程氏妹丧于武昌为借口而毅然“自免去职”回到了他原本非常热爱的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