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杜甫诗评”不少于八百字

写一篇“杜甫诗评”不少于八百字

从狂歌到诗圣——唐宋时期杜甫诗歌评价的背景分析* 谭淑娟内容提要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不仅参与作品的创作，而且是丈学作品的最终创造者。杜甫诗歌从唐到宋所经历的从狂歌到诗中六经的转变，是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读者不断创造的必然结果。关键词 狂歌　儒学　诗圣　文化转型　　醉酒狂歌是唐代诗人的普遍特征。这既源于魏晋以来崇尚个性的士族文化，也是唐代以武治国注重事功而铸成的唐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必然反映。有唐一代，尤其安史之乱以前，政治开放，儒道佛并存，虽然统治者也提倡以儒为立国基础，但实际采取的却是三者并存，加之唐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强盛时期，这使唐代士人在恢弘的胸怀、气度、抱负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中凸显着格外的自信与狂傲。陈子昂“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良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答洛阳主人》)。王翰“神气豪迈，……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旧唐书。王翰传》)，他们醉酒狂歌，放浪形骸，以此展示自己非凡孤傲的才气。李白更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杜甫虽被后人看作为纯儒的诗中圣人，但在时人眼中，亦不过是与李白一样的盛唐大家中的歌狂而已。翻开唐人诗集，我们不难发现，在杜甫生前，赞其诗者寥寥可数，只有王昌龄“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一语。其死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中说，杜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 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君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所谓“戏题剧论”便是与“大雅”相对的骋才使气游戏之词。正因为此，在流传至今的十种唐人选的唐诗里，选杜甫诗歌的只有晚唐韦庄的《又玄集》，且只有六首，其余九种均未选录。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歌，而此时正是杜甫代表作产生时期，选者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选，格律兼收”，共选诗人16位，仍没有杜甫。王赞曾经一语概括：“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时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对此，叶适试图曾强做解释：“杜甫强做近体，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然当时为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习学记言》卷49)，此说实在难以服人。大雅之作不流传，流传的只是“戏题剧论”，则我们可以断定，在时人心目中，这位被后来视为“诗史”“诗圣”的人物，与一般放浪形骸、纵情歌呼的盛唐诗人并无二致，也只是个酒徒诗狂而已。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曾描写杜甫在京都的情形，“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狂歌醉卧，千百年来我们一向归之李白，但这里描绘的确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而在成都，杜甫的狂态似乎更浓，我们可以从严武的《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中看出：“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鵕壒？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虽然表面是夸诗人多才，但将之一比为“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的张衡，再比为“日中仰卧，答曰晒书”的名士郝隆，正突出的是其狂态。后世流传的严武要杀杜甫的故事，也证明杜甫不时在酒后发狂。由此可见，杜甫生前在时人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善写佳句、刻画物色的风流才子。 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作品的形成离不开创作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样，读者作为社会中人，其对文学作品的最终解读也必然会受时代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安史之乱是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捩点，也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过渡的转捩点。台湾学者傅乐成曾云：“唐型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势，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现今研究已经表明，宋代理学的形成是由中唐的儒学复兴开始的。安史之乱后，盛唐强大繁荣昂扬壮阔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孳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面对严峻的形势，深怀忧患意识的士人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中兴，而伴随这种强烈的中兴愿望而来的就是复兴儒学的思潮。李唐王朝立国之始虽把儒家思想作为立国基础，但自太宗开始并没有真正强调，自唐初修《五经正义》始，一向重视章句之学而疏于义理。虽有人对此提出过批评，但此风一直未变。安史之乱后，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啖助、赵匡、陆质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开始越过传注而回归经本义，从而促成了中唐儒学的复兴和致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重建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和力倡儒家诗教观的元稹、白居易率先将杜甫从盛唐歌狂才子中拎出，阐述其不同一般的意义。 《旧唐书·韩愈传》载：“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书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在当时多士诽谤李杜的鼓噪声中，韩愈大声疾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认为二人“平生千万篇，金篚垂琳琅”。作为以儒家道统继任者自居的韩愈，虽给杜甫诗歌以极高的评价，但或许其心在文而不在诗，并没对其作品加以具体阐述。而是留给了同时代另两位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元稹为杜甫作墓志，虽在当时人看来有谀墓之嫌，但还是率先肯定其“上薄风雅”，随后白居易则借此发挥，将“《新安》《石壕》《潼关》《芦子》《花门》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作为自己立志革新“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做，不为文而做”(《新乐府序》)“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放笔直抒的同调和佐证。应该说，袁白二人的评价是杜诗接受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认识，但他们的努力无疑为宋人研究杜甫诗歌并将其推崇为“诗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景佑三年，苏舜钦编辑《老杜别集》，其在《题杜子美别集后》写到，“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悯哉也!”自此之后，宋代达官贵人都开始重视学习杜诗、谈论杜诗，以至于“乡校家塾，龀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曹噩《九家集注杜诗序》)。杜甫诗歌在宋代受崇并得以与经书并列，是北宋士人以自己特定的文化政治背景尤其是他们本身都是政治文化双兼的特性出发而对杜甫诗歌文本进行诠释所做的最终创造。 赵宋立国后，统治者总结唐及五代灭亡的教训，认为前朝之亡在于国家专制力量不够，武人跋扈、地方割据，因此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加强了思想意识的统治，采用了“佑文抑武”“崇儒归德”的国策。从太祖以文治国到仁宗尊孔读经，改革科举考试，完善台谏制度，终于导致儒学大兴。杜甫在辞世之年曾大声呼吁：“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希望借孔门儒学再图中兴，杜甫这种治理国家的思想与宋代在意识形态上的政治要求不谋而合。但只凭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成为宋人崇杜的原因。应该说宋人祟杜并将其诗作比为经典，更源于宋代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化的同一性。在崇儒归德的宋代，知识分子大都是集文入学者、政治家于一身，由于对朝廷向心心理的增强，宋代文人往往自觉与国家政治需要保持一致，无论从政还是治学写作，皆以儒家经典作为最高准则与道德规范，这自然决定他们对杜甫诗歌的评价不仅局限在艺术上而是更将重心放在深研义理上。 由于以文治国，提倡尊孔读经，并通过科举取土，宋代的宰相自真宗起几乎全部以儒学起家。这样，宋代文化的特点最主要的就不仅仅是儒学的复兴，而是以服务现实为宗旨的对儒家思想价值的重新认识或发现。身居要位的地位决定了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不仅仅是儒家经典的阐释者，而同时要成为儒家思想和主张的实践者，学术与政治同一，造成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特点。集政治与学术于一身，并且要“切于事实”学以致用，这就必然决定他们看待杜甫诗歌的文本不能仅停留在诗的程度，而是涵蕴其中的儒家圣者情怀。从济世热情、人情伦理上最先给杜甫人格襟怀以高度评价的是王安石，王安石不仅在诗文上创作成就卓著，而且是“新学”的创立者，欧阳修曾作《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以李白韩愈比拟其文学成就。但王安石却答云：”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表明自己志在传孟子道义而并不追求文学成就之高下。正是以一颗传道之心的角度去解读，决定他对杜甫诗歌的感受就不仅仅是白居易所看到的“即事名篇”“反映时事”的讽喻和教化，而是更深一层强调其接近于圣者风范的人伦情理。他在《杜甫画像》中说：“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仇兆鳌评这首诗说：“荆公深知杜、酷爱杜，而又善言杜，此篇于少陵人品心术，学问才情，独能中其窾会，后世颂杜者，无以复加矣。”(《杜诗评注》) 继王安石后，评价杜诗影响甚大者，是又一位政治文化双兼的人物苏轼。与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一样，苏轼从传统诗教出发，认为诗歌要有为而作，他抓住杜甫忠君一点，纲举目张，使杜甫诗歌“致君尧舜”的意义豁然清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其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曾忘君也与？”(《王定国诗集序》)，从其身世遭际，突出其“发于性止于忠孝”的可贵。这里需要辨明的是，苏轼所说的“忠”，不是愚忠、效忠，它应该理解为是宋人在原始儒学基础上对“臣子”的体认，即蹈履仁义，敢指君过，致君尧舜。苏轼曾经在写诗批判三良为秦穆公殉葬的愚忠行为时，大胆提出“事君不以私的原则”：“君为社稷死，我则同期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身为政治官员兼文人，王安石与苏轼对杜甫和杜甫诗歌的评价，基本代表了宋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评价。在苏轼之后，孔仲武、王德臣、张戒等人继续沿着“圣”“忠”的道路发挥，致使杜甫和杜甫诗歌终成理学道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