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经典语录变形记,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想表达什么

卡夫卡经典语录变形记,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想表达什么

来源：知乎
王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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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等待戈多》轰动法国，连演三百场。可是这部戏非常怪异，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没有人物形象塑造，只有乱无头绪的对话和荒诞的插曲。何以具有如此艺术魅力呢？那个时代，二战的恶梦刚刚过去，战争给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上帝不复存在了，旧日的信仰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灭了。世界让人捉摸不透，社会令人心神不安。劫后余生的人们，抚摸着战争的伤疤，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存的秩序持否定的态度。往日的精神支柱瓦解了，新的信仰尚未找到，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反映到文学艺术上，自然形成了一个“没有意义，荒诞、无用的主题”。人们把这种用荒诞的艺术手法表现荒诞不经的社会现实的表演流派称为“荒诞派”。后来这种思潮从戏剧界开始进入文学界，以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萨特是推崇卡夫卡的。而《变形记》正好表现出人作为生命主体在社会中的虚无和异化。
如果我们认为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是荒诞派文学的代表作，那么故事中最荒诞的地方在哪里？
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人变成臭虫”这一设定是最荒诞的。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发生，的确够荒诞。但是在中西方文学史上，人与动植物相互变化的情节数不胜数：古希腊神话有宙斯变公牛的故事，古罗马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讲述了一个人变成驴的故事；中国的《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中此类变形更是数不胜数。所以“人变成臭虫”的设定并不特别荒诞，或者说不足以因此形成一个流派，况且荒诞派文学中“变形”的故事并不多。。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自己一觉醒来发现父亲变成了一只小猫，我们会想什么？也许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它是不是我父亲”，确认父亲真的变成小猫后一定会想“为何父亲会变成小猫”以及“如何能让他变回人”。但是格里高尔的家人呢？他们在确定儿子变成了臭虫之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帮助儿子变回人形的行动。所以“无人关心他为何会变形及无人关心如何变回来”才是这个故事最荒诞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格里高尔家人对臭虫的态度梳理一番，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态度都经过了三个阶段：
通过表格我们能发现，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是随着格里高尔对家庭作用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格里高尔是家中顶梁柱，唯一的经济来源时，家里人对格里高尔的反常表现（翘班）是非常关心的，父亲虽然语气强硬但也在尽力为儿子解释。可是当格里高尔一直保持虫形，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大家都忙于生计时，格里高尔就渐渐地被家人视为“怪物”和累赘。而当格里高尔吓跑了房客后，连最亲近他的妹妹也终于忍不住，要赶走他了。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纷纷请假出去郊游散心。
从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到死亡，只有几天时间，这一家人完全不像刚失去了宝贝儿子的样子。我们不由地要问：这种心态真的正常吗？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会变成虫，但是他们的家人是否也会出现上述的荒诞心态呢？如果会，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我们来看看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后的主观感受：失去语言能力、行动不便、食欲减少、需要人照顾。现实生活中什么情形与之最接近呢？那就是生病。卡夫卡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陪衬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的，产生“虚实相照”的效果。具体到这个文本，人变成臭虫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家人对待这个事件的反应是真实的。当一个人从顶梁柱变成绝症病人，他的家人最初一定会很关切、很同情。但当病人逐渐丧失各种能力，当家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时，家人的厌烦和埋怨就自然会产生。而当病人成为家人开始新生活最大的障碍时，家人甚至会为他的消失而高兴。
我们绝对不会变成臭虫，可......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