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莫大于是,谁提的?

天下文章,莫大于是,谁提的?

“韩琦与昼锦堂”系列之五
　　天下文章，莫大于斯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起用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并为谏官，吕夷简、夏竦罢相，着手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一时朝野欢欣，至酌酒相庆”。国子监直讲石介喜形于色，曰：“此盛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歌颂盛事是我的职责，怎能不作诗以贺）！”于是，石介效法韩愈《元和圣德颂》而赋《庆历圣德颂》，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并直斥夏竦，言辞激烈。
　　此诗一出，政坛震动。此时，韩琦、范仲淹尚在由西北赶赴东京的途中，闻之大惊。《范文正公年谱》云：“（范）公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石介，字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
　　之后，夏竦真的成了“庆历新政”至关紧要的掘墓人。
　　庆历五年（1045年）初，“庆历新政”宣告流产，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遭遇清算，“一时尽逐”。
　　欧阳修诚惶诚恐，再次重复石介的故事，他上疏仁宗：“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滕子京），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急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诬矣。陛下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
　　君子、小人之议，败坏着改革。
　　范仲淹贬知邓州（今河南邓县），也播下了一粒希望的种子……

韩琦《相州昼锦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