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美文,赞美陶渊明的文章

陶渊明的美文,赞美陶渊明的文章

陶渊明
田园诗人之祖
隐逸诗人之宗
提到“魏晋风度”，古代士人那高旷雅逸的丰采的确令人心驰神往。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身上，充盈着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个性价值的信念，激荡着儒、道思想交融的厚重内涵。他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信条的最彻底的实践者，是文人高洁品行的万世楷模。认识陶渊明，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人，体悟其“清高”之三味。
隐居，又称退隐，是古代名人雅士们的一种追求“清高”的风尚。究其根由，大略可归为儒家“独善其身”和道家“返朴归真”的处世主张的巧妙融合。晋宋时期，隐逸之风甚盛。著名的院士如竹林七贤、东山谢安等，一直为后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在众多隐士中，陶渊明独领风骚，他别具傲骨，志节高尚，被人称为“靖节先生”，博得后世普遍赞誉。朱熹曾这样评价说：“晋末人物，虽曰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渊明一生牢守“固穷之志”在思想上和文学艺术上都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公元365—427)，字元亮，晚年改名“潜”，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兴宁三年，他出生在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曾做过大司马、领长沙郡公的陶侃。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但陶渊明8岁丧父，12岁丧母，家境很快败落。
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治学极为勤奋。他的外祖父孟嘉，官居“劝学从事”。在孟嘉的指导下，他博览群书，特别是深入钻研了儒家经典。在《饮酒》中，他曾回忆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通过诗句，我们不难想见他求学时的那种心无旁鹜、专心致志的情形。在儒家学说的陶冶下，他树立了积极治世的思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之五中所展示的“猛志存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迈境界，正是他年轻气盛，立志“大济苍生”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到了晚年，虽然他的退隐思想占了上风，但他依旧不能完全抛却这种政治理想。在《杂诗》之二中，他曾深沉地传达出内心的骚动与郁愤：“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即使是到了晚年，他对“志不获骋”还是耿耿于怀的。在他的代表作《归去来辞·序》中，他也没忘了说一句“深愧平生之志”，点明归隐的无奈和壮志不伸的遗憾。
造成陶渊明逐渐形成归隐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时代政治的原因。陶渊明生逢乱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社会处于空前的大分裂、大动荡的黑暗时期。在这样的社会中，陶渊明的治世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晋宋时期，推行的是门阀世族制度，政治极端腐朽。门阀世族制度萌生于东汉末年，形成于魏晋，魏文帝曹丕为篡汉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制奠定了基础。中正官“计资定品”只重门第，不重乡议。司马家族建晋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逐渐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官位世袭局面。土族与庶族有着明显的界限，不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士族的权势之大、气焰之盛，这皇权也不能完全控制。晋武帝司马炎时，土族王恺、石崇斗富，石崇对司马炎资助给王恺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不屑一顾，随手打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门的人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当时的名士、犍为李密就曾发出了“朝中无人，不如归田”的慨叹。陶渊明祖上虽做过高官，但仍属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场上始终受到歧视。从他29岁到41岁这13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