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歌的发展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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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者网友:美人性情
- 2021-03-11 19:52
闽南歌的发展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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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1 20:56
台湾闽南语歌仔册是厦门流传去的
起源于唐代的歌仔册,是一种以叙事、说教为主,可作为唱本、也可当作读物的民间文学样式,是传播地方人文典故、风情世故的载体。
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开埠口岸,闽南传统歌谣开始在此汇集、流行、出版。19世纪50年代,仅印售闽南语歌仔册的书局就有文德堂、会文堂、博文斋、世文堂、崇经堂、辅仁堂、文记堂、鸿文堂、石印书局等;泉州的琦文堂、清源斋、见古堂和上海的点石斋、开文书局等也印刊闽南语歌曲到厦门发售。厦门歌仔册总共有数百种之多。19世纪,主要是传统歌谣,包括戏文选段;进入20世纪,则有不少新创作的歌曲面世。文德堂、会文堂等书局持续经营到抗战前夕,经历过木刻、石印、铅印等阶段。上海开文书局刊行的歌仔册,特别对闽南语的字、词加注。
当时,厦门流传到台湾的歌仔册不下数百种,封面多为深黄色毛边纸,每册四、五页,附有绣像,价格低廉,内容通俗。台胞思乡殷切,欣然接受,推动了台湾本土刊行和创作闽南语歌曲的浪潮。台湾学者陈健铭在《野台锣鼓》一书中,列举了大批“厦门歌仔”的目录,其中有1910年新编的《最新陈总歌》、《戏箱歌》等,还有《最新摇鼓歌》、《新刻过番歌》等。台湾学者薛宗明所著《台湾音乐辞典》,列举了百种以上传到台湾的歌曲目录,有些还是手抄本。
20世纪30年代,厦门的一些书局还刊行台湾人士创作或改编的闽南语歌曲,内容除了历史故事、民间传奇外,还有记叙当时社会事件以及劝化歌曲,如《乌猫乌狗歌》、《过去日本战败歌》、《嘉义行进相褒歌》、《台南运河奇案歌》、《花花世界劝善歌》等。
不仅如此,连厦门的闽南白话基督教歌曲也传到台湾,1900年传教士甘为霖以厦门美华书局刻本《养心圣诗》为蓝本编印的歌集《圣诗歌》、1912年鼓浪屿闽南圣教书局出版的《养心神诗》、1926年刊行的标明“厦门曲调”《圣诗》六首之一《大家看着上帝圣羔》等,在台湾都有广泛的影响。
《雪梅思君》是“采自厦门调而来”台湾学者庄永明在《台湾第一》书中披露:早在台湾第一首闽南语流行歌曲尚未诞生前,“有两首歌曲甚受大家所喜爱传唱,一是《雪梅思君》,一是《红莺之鸣》,前者有说是‘国庆调’,也有说是‘厦门调’,据考证,词曲都是从厦门流传来台的;而后者则是曲寄《苏武牧羊》古调,由蔡德音填词。”这些歌灌唱片问世,成为闽南语创作歌曲流行的“前奏”。
庄永明认为:《雪梅思君》所唱“为君立誓不嫁尪,甘愿守节一世人”,本来讲的是“要学雪梅这所行(品行)”的故事,传到台湾后被赋予新的意义。当时日寇据台,人们借女子思夫守节来表达耻为倭臣、要有民族气节的意思。而《台湾音乐辞典》则明确记载,《雪梅思君》是“采自‘厦门调’而来”。
台湾学者还坦承:“台湾新剧运动,萌芽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末。初期从事这运动的,可以说是全由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出身者为主体……”“民国十二年12月,彰化县新社成立,系由厦门读书归来之陈嵌、潘炉、谢树元等为中心组织的,他们因受当时盛极一时之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影响,于放假回台时,纠合同志……公演《良心的恋爱》五幕社会剧为发端。”
1932年,上海联华影业制片印刷公司出品了影片《桃花泣血记》,由卜万苍编剧,阮玲玉、金焰主演。输入台湾时,电影业者为了招徕观众,设计制作广告歌曲进行宣传,便敦聘詹天马依据剧情梗概写了七言歌词,由王云峰谱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首闽南语流行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厦门人对台湾闽南语歌曲的贡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厦大教授罗常培记录的厦门方言民谣《龙眼干歌》(赵元任制谱),就在闽南风靡一时并流传到台湾。1927年,厦门著名诗人谢云声就搜集、整理、出版了《台湾情歌集》。
周淑安(1894-1974),1925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等学府学习音乐归来,在厦大担任音乐研究员兼合唱指挥。1932年,她出版的《儿童歌曲集》中,有一首摇篮曲《安眠歌》,词用厦门家喻户晓的方言童谣:“噢噢困,一暝大一寸;噢噢惜,一暝大一尺。”两句词,反复唱八遍,并配了钢琴伴奏。这是我国第一首闽南语花腔歌曲。
姚赞福(1908-1967),原籍台湾彰化,14岁就读鼓浪屿英华书院,返台后于1933年投效台湾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写了不少闽南语歌曲。最有名的是1936年发表的《心酸酸》,反映出日据时代男人被迫充当军夫远征南洋,妇女又怨恨又无奈的心情。1938年为《恋爱列车》、《终身恨》谱曲,脍炙人口。他的《悲恋的酒杯》也在台湾歌坛占有一席之地。
曾仲影(1925-),1946年厦大历史系毕业后到了台湾。先是担任广播电台播音员,因“2·28事件”被捕入狱,出狱后与友人共组“白兰新剧团”,为闽南语影片写作抒情新歌。他是会编剧、能导演、善弹唱、可播音的艺术全才,单单闽南语歌曲就写了1000多首。他或作曲或作词的《雨中鸟》、《一粒流星》、《相依为命》、《巫山风云》等,迄今还在两岸广泛传唱。
解放后,厦门也有一批艺术家在为闽南语歌曲呈才竭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泛传唱的《我爱我的台湾》,即是杨扬整理的;陈郑煊写了不少闽南语歌词,并传授给学生;尤金满搜集了大量闽南童谣,并编成舞蹈登台表演;罗时芳写了不少厦门歌仔和歌仔戏的研究文章,颇有影响。
闽南歌
近年来厦门闽南语歌曲创作滞后
台湾闽南语歌曲源在西岸,流在东岸。当然,厦台闽南语歌曲的交流是双向的。 当厦门的歌仔册流传到台湾时,台北的光明社、周协隆书店、黄涂活版所、礼乐印刷所,新竹的竹林书局、兴新出版社,台中的文林出版社、瑞成书局、秀明堂,嘉义的捷发汉书部、玉珍书局、林子活版所,台南的云龙堂,高雄的三成堂等,均主动与厦门承接,翻印歌仔册,有的还供不应求。
1933年到1937年,是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曲的黄金时代!1933年出现了李临秋作词、邓雨贤作曲的闽南语歌曲经典之作《望春风》,在全球闽南人中广为流传。当时,在台湾被誉为“歌人医生”的林清月医师,“凡歌必记,有闻必录,时时歌唱以自娱”,行医余暇,从厦门引进《山伯英台》、《陈三五娘》、《吕蒙正》等歌仔册,翻印销售;他一生创作、整理过上千首闽南语歌曲。后来,索性“弃医从歌”,在诊所门口贴起卖歌集的广告单,并自费出版了《仿词体之流行歌》(1952年)和《歌谣集粹》(1954年)等多本书,为早期在台湾传播闽南语歌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厦门流行的《我爱我的台湾》,原为台湾作曲家许石1945年谱写的《台湾小调》,曾由许丙丁填词为《我爱我的台湾》,再由郑志峰填词为《我爱我的妹妹》。另一首广为传唱的《渔歌》,被误传为闽南民歌,其实是1936年台湾名家陈达儒作词、林礼涵作曲的《送出帆》:
欢喜船入港,隔暝随出帆;
悲伤来相送,恨君行船人。
一位过一位,何时再做堆;
目周看港水,我君船只开。
有关的闽南歌比赛
为促进闽南歌的繁荣和传唱的热潮,传播和弘扬闽南语文化,发扬闽南人的精神,福建曾举办过多种闽南歌比赛,如《全球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闽南语“双歌赛”》《超级明日之星》,使福建成为闽南语歌曲的创作基地。用闽南歌这根红线,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起源于唐代的歌仔册,是一种以叙事、说教为主,可作为唱本、也可当作读物的民间文学样式,是传播地方人文典故、风情世故的载体。
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开埠口岸,闽南传统歌谣开始在此汇集、流行、出版。19世纪50年代,仅印售闽南语歌仔册的书局就有文德堂、会文堂、博文斋、世文堂、崇经堂、辅仁堂、文记堂、鸿文堂、石印书局等;泉州的琦文堂、清源斋、见古堂和上海的点石斋、开文书局等也印刊闽南语歌曲到厦门发售。厦门歌仔册总共有数百种之多。19世纪,主要是传统歌谣,包括戏文选段;进入20世纪,则有不少新创作的歌曲面世。文德堂、会文堂等书局持续经营到抗战前夕,经历过木刻、石印、铅印等阶段。上海开文书局刊行的歌仔册,特别对闽南语的字、词加注。
当时,厦门流传到台湾的歌仔册不下数百种,封面多为深黄色毛边纸,每册四、五页,附有绣像,价格低廉,内容通俗。台胞思乡殷切,欣然接受,推动了台湾本土刊行和创作闽南语歌曲的浪潮。台湾学者陈健铭在《野台锣鼓》一书中,列举了大批“厦门歌仔”的目录,其中有1910年新编的《最新陈总歌》、《戏箱歌》等,还有《最新摇鼓歌》、《新刻过番歌》等。台湾学者薛宗明所著《台湾音乐辞典》,列举了百种以上传到台湾的歌曲目录,有些还是手抄本。
20世纪30年代,厦门的一些书局还刊行台湾人士创作或改编的闽南语歌曲,内容除了历史故事、民间传奇外,还有记叙当时社会事件以及劝化歌曲,如《乌猫乌狗歌》、《过去日本战败歌》、《嘉义行进相褒歌》、《台南运河奇案歌》、《花花世界劝善歌》等。
不仅如此,连厦门的闽南白话基督教歌曲也传到台湾,1900年传教士甘为霖以厦门美华书局刻本《养心圣诗》为蓝本编印的歌集《圣诗歌》、1912年鼓浪屿闽南圣教书局出版的《养心神诗》、1926年刊行的标明“厦门曲调”《圣诗》六首之一《大家看着上帝圣羔》等,在台湾都有广泛的影响。
《雪梅思君》是“采自厦门调而来”台湾学者庄永明在《台湾第一》书中披露:早在台湾第一首闽南语流行歌曲尚未诞生前,“有两首歌曲甚受大家所喜爱传唱,一是《雪梅思君》,一是《红莺之鸣》,前者有说是‘国庆调’,也有说是‘厦门调’,据考证,词曲都是从厦门流传来台的;而后者则是曲寄《苏武牧羊》古调,由蔡德音填词。”这些歌灌唱片问世,成为闽南语创作歌曲流行的“前奏”。
庄永明认为:《雪梅思君》所唱“为君立誓不嫁尪,甘愿守节一世人”,本来讲的是“要学雪梅这所行(品行)”的故事,传到台湾后被赋予新的意义。当时日寇据台,人们借女子思夫守节来表达耻为倭臣、要有民族气节的意思。而《台湾音乐辞典》则明确记载,《雪梅思君》是“采自‘厦门调’而来”。
台湾学者还坦承:“台湾新剧运动,萌芽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末。初期从事这运动的,可以说是全由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出身者为主体……”“民国十二年12月,彰化县新社成立,系由厦门读书归来之陈嵌、潘炉、谢树元等为中心组织的,他们因受当时盛极一时之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影响,于放假回台时,纠合同志……公演《良心的恋爱》五幕社会剧为发端。”
1932年,上海联华影业制片印刷公司出品了影片《桃花泣血记》,由卜万苍编剧,阮玲玉、金焰主演。输入台湾时,电影业者为了招徕观众,设计制作广告歌曲进行宣传,便敦聘詹天马依据剧情梗概写了七言歌词,由王云峰谱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首闽南语流行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厦门人对台湾闽南语歌曲的贡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厦大教授罗常培记录的厦门方言民谣《龙眼干歌》(赵元任制谱),就在闽南风靡一时并流传到台湾。1927年,厦门著名诗人谢云声就搜集、整理、出版了《台湾情歌集》。
周淑安(1894-1974),1925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等学府学习音乐归来,在厦大担任音乐研究员兼合唱指挥。1932年,她出版的《儿童歌曲集》中,有一首摇篮曲《安眠歌》,词用厦门家喻户晓的方言童谣:“噢噢困,一暝大一寸;噢噢惜,一暝大一尺。”两句词,反复唱八遍,并配了钢琴伴奏。这是我国第一首闽南语花腔歌曲。
姚赞福(1908-1967),原籍台湾彰化,14岁就读鼓浪屿英华书院,返台后于1933年投效台湾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写了不少闽南语歌曲。最有名的是1936年发表的《心酸酸》,反映出日据时代男人被迫充当军夫远征南洋,妇女又怨恨又无奈的心情。1938年为《恋爱列车》、《终身恨》谱曲,脍炙人口。他的《悲恋的酒杯》也在台湾歌坛占有一席之地。
曾仲影(1925-),1946年厦大历史系毕业后到了台湾。先是担任广播电台播音员,因“2·28事件”被捕入狱,出狱后与友人共组“白兰新剧团”,为闽南语影片写作抒情新歌。他是会编剧、能导演、善弹唱、可播音的艺术全才,单单闽南语歌曲就写了1000多首。他或作曲或作词的《雨中鸟》、《一粒流星》、《相依为命》、《巫山风云》等,迄今还在两岸广泛传唱。
解放后,厦门也有一批艺术家在为闽南语歌曲呈才竭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泛传唱的《我爱我的台湾》,即是杨扬整理的;陈郑煊写了不少闽南语歌词,并传授给学生;尤金满搜集了大量闽南童谣,并编成舞蹈登台表演;罗时芳写了不少厦门歌仔和歌仔戏的研究文章,颇有影响。
闽南歌
近年来厦门闽南语歌曲创作滞后
台湾闽南语歌曲源在西岸,流在东岸。当然,厦台闽南语歌曲的交流是双向的。 当厦门的歌仔册流传到台湾时,台北的光明社、周协隆书店、黄涂活版所、礼乐印刷所,新竹的竹林书局、兴新出版社,台中的文林出版社、瑞成书局、秀明堂,嘉义的捷发汉书部、玉珍书局、林子活版所,台南的云龙堂,高雄的三成堂等,均主动与厦门承接,翻印歌仔册,有的还供不应求。
1933年到1937年,是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曲的黄金时代!1933年出现了李临秋作词、邓雨贤作曲的闽南语歌曲经典之作《望春风》,在全球闽南人中广为流传。当时,在台湾被誉为“歌人医生”的林清月医师,“凡歌必记,有闻必录,时时歌唱以自娱”,行医余暇,从厦门引进《山伯英台》、《陈三五娘》、《吕蒙正》等歌仔册,翻印销售;他一生创作、整理过上千首闽南语歌曲。后来,索性“弃医从歌”,在诊所门口贴起卖歌集的广告单,并自费出版了《仿词体之流行歌》(1952年)和《歌谣集粹》(1954年)等多本书,为早期在台湾传播闽南语歌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厦门流行的《我爱我的台湾》,原为台湾作曲家许石1945年谱写的《台湾小调》,曾由许丙丁填词为《我爱我的台湾》,再由郑志峰填词为《我爱我的妹妹》。另一首广为传唱的《渔歌》,被误传为闽南民歌,其实是1936年台湾名家陈达儒作词、林礼涵作曲的《送出帆》:
欢喜船入港,隔暝随出帆;
悲伤来相送,恨君行船人。
一位过一位,何时再做堆;
目周看港水,我君船只开。
有关的闽南歌比赛
为促进闽南歌的繁荣和传唱的热潮,传播和弘扬闽南语文化,发扬闽南人的精神,福建曾举办过多种闽南歌比赛,如《全球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闽南语“双歌赛”》《超级明日之星》,使福建成为闽南语歌曲的创作基地。用闽南歌这根红线,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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