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有着充分的根据。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对此有过较为恰当的分析，他指出：“能够根据许多特征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全部著作相区别。在这里，很多东西是第一次确立或论述的。”[1]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概念，产生了社会结构学说；第一次揭示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特点，马克思后来曾在给魏德迈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简明地陈述过这些特点，第一次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了，而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还自命为“现实人道主义者”。当然，上述理论贡献还不是最根本的特征，《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弄清并简要陈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即它们辩证的相互作用。在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之后，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新的发现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给了人们了解社会全部结构和历史全过程一把钥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观点，是它的结果，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论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他的基本特征都是从这个重要的发现中派生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己经形成，就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成就：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系统阐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是以论战的方式，但还是清晰而完整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贯串全书的中心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并由此而奠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虽然为论战需要所限，但该书还是清晰地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框架，这就是从历史观前提开始，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内在机制的深刻揭示为指向的完整思路。
　　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确立历史的坐标，也就是说，如何确立历史观赖以成立的真正历史基石。观察历史总离不开历史观察者本身，而历史观察者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人，因而确立历史标尺的实质是确立人的真实存在。近代以来哲学家们都把人的真实存在同“知”相联系，笛卡尔关于“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代表了此前人类对这一难题探索的基本思路，历史也就因此而成了精神史、认识史。当然，19世纪末以来，相反的思路占了上风，即变“我思故我在”为“我在故我思”。这固然深化了对“在”的认识，然而“在”是什么，或者说，“在怎么样”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在于其立足点都是“我”，且都把真实的存在归结为一种无条件的存在，即其虚构的“原人”。毫无疑问，任何历史观的前提必须是人，因为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但是，现实的人总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因而只能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纯粹的存在”。唯物史观正是建立在这一设定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谈及此时写道：“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
　　我们今天来谈这一问题，有极大的针对性。因为从海德格尔到哈贝玛斯都反对从生产方式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在哈贝玛斯看来，“以生产方式作前提来讨论人的问题，这是对人类理性的误读。其实人类个体存在的意义孕育于生活世界，由交往行为内在地构成。在生产范式中思考人的存在意义问题是形式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而海德格尔则干脆认定，“当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介入到人的存在而展开理论时，马克思遮蔽的就是人本身。”[3]但是，说人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不是主观的杜撰，而是任何经验都无法推翻的基本事实。这种制约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基础，包括人的生理条件和各种自然条件 (地理环境等)；另一个是历史基础，包括每一代人所必须面对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起点等。这些限制总起来说就是生存条件，主要是物质生活条件。生命只有在这些具体的制约中“冲动”，历史只有在这些具体的条件下“创造”，否则，就不是现实的人，而只是想象的、抽象的人。马克思在谈及此时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4]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断首先针对着“思辨的个人”。虽然，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在人的问题上有许多重大突破，例如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把实践引进哲学，尤其是人性论，从而把人看作是自我创造、自我成就的主体，也因而从根本上破除了宗教神学的教条前提。以此为基础，他们也就确立了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或者说，确立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基本准则。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人被归结为“绝对精神”，人的创造活动和自主活动变成了“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也就是说，人格化的逻辑成了主体，而人反倒成为其对象化的客体。这种主客体的根本颠倒，引发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运动。但是，他们却始终未能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6]。表现在他们的哲学特征上，则是他们都从一种“无前提”的人出发。
　　很显然，这种“无前提”性的实质是非历史性，也就是说这种个人不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通过一定的历史活动形成的，而是可以无条件地存在；从方法论上说，这类哲学都以某种“纯粹的人”(即"原人")作为自己的分析起点，这种和历史相脱离的"纯抽象"的结果必然是“抽象过头”，以致其抽象的对象变成了“抽象的人”。这样，马克思对"思 辨的个人"的批判就显然针对着两种对象：一是舍弃了一切关系 而作为终极存在的“原子式个人”，另一种是只存在于想象关系中诸如费尔巴哈的“类”、黑格尔的“异化”等的“抽象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绝对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给“生活”所加的边注是：“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7]就是说，地理环境、有生命的人以及他们为满足生存需要而从事的劳动构成了“生活”的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决定了“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 “分工”和“交换”，更不是“批判”，而是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衣、食、住及其他方面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第一个历史活动”虽然强调其历史性的起点意义，然而它本身又是一个多侧面的结构。按马克思的分析，它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系统，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人类历史的基础。
　　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处在自然和历史的交汇点上，是自然进化的终结和历史创造的开端，因而也就成为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在其身上，浓缩着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最简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关系，而任何力图撇开或越过这种关系的“人”，只能导致把历史创造活动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无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观念人”，或是具有利己主义动机的“经济人”，都是历史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历史活动的前提。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历史观实质上是“没有前提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都把历史中形成的人和人的关系当作无需加以说明和考察的当然前提，因而它们都这样那样地用“自然”割断了“历史”，或者说，把“历史”当作了“自然”。
　　三、唯物史观的核心：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马克思把其哲学的出发点转向实践、转向生产劳动时，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问题题就再也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对实践、劳动等本身也有个如何把握的问题。我们知道，对“实践”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将其视为“意志的活动”，而康德、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对“实践”也可以作经验论的把握，将其视为直观的个体实践，而国民经济学工业唯物主义、实用主义以至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等则都持类似立场。因此，固然不能用幻想代替现实，以道德尺度衡量历史，然而要立足现实、面对现实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却已决不是经验直观的结果。
　　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实践 (以生产、劳动、交往等 形式表现)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基础，然而实践的社会形式却又是历史的、具体的、非永恒的，它集历史动力和变革对象于一身。从直观的观点出发，要么无法将实践的两重性区分开来，尤其无法将蕴藏其中的革命性剥离出来，要么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比如说对工业，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赞扬，结果把对工业的赞扬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赞扬，这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观点；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否定，结果把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否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感伤的、怀旧的浪漫主义”立场。由此可见，对实践两重性 (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相类似的许多两重性)的科学区分，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关键所在。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规律的发现，使得当时最为令人困惑的两个历史之谜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一是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另一个是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从第一个问题看，当时由于缺乏对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资料，人们对于原始社会的状况几乎还一无所知，因而把私有制和国家视为人类历史一开始就存在的观点非常流行。而赞成或反对私有制的思潮的交锋点则只能集中在人性问题上，双方都力图从人性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根据，这就使得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被搁置在抽象的人性争论上。显然，这不仅是毫无结果的争论，而且是对反资本主义私有制很不利的争论，因为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要么人性是空洞的抽象，要么现实是人性的偶然迷失，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是死结一个。因此，只能借助于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第一次给了我们观测历史运动的正确视角，马克思用这个方法去考察私有制和国家时，着眼点有二：一是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二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前者说明私有制和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或者说，它们适应了生产力一定发展的需要；后者说明私有制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在生产力更高的发展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之路。

　　从第二个问题看，马克思不再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而是把这一问题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他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2]这样，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抽象人性论问题，便被转化为人的生存条件的历史变化问题。要认识和克服人的异化问题，必须诉诸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不是用人性及其异化去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去说明人性及其历史变化。
　　四、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的形式
　　对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分析，特别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制定，使马克思能够从历史的动态过程阐发社会结构的状况，这就是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3]。
　　这样，整个社会在结构上被剖析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或者简要地概括为“生产力、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思想形态”这三个基本因素，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运动的内部机制。“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14]马克思在这里非常清晰地表明，唯物史观决不是片面地强调经济作用的经济史观，而是努力完整地把握历史全过程的学说，为此，一是必须关注其“物质性”，即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作为历史的基础，二是必须关注其“过程性”，即各种矛盾关系的历史展开（相互作用）。
　　五、对“意识形态”的科学界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虽然照顾当时的习惯，主要在“虚假的观念体系”含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即便在这个意义上也有自己的独特用法。马克思在书中反复地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上到地上”，而我们则要从地上 (即从现实的基础)出发。因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基本规定无疑指其“颠倒性”，就是说，它根本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和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假”，主要指其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这种规定本身无疑地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但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思想观念的内容本身之正误、真假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等同于“错误的观念”。相反，意识形态的颠倒性源于社会存在，而且成为我们探索真实的社会存在的一个通道，故而对于其颠倒性的批判必然导致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最终导致对于现实社会的实践批判。
　　除了“虚假的观念体系”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含义至少还有两种：其一，指统治阶级的思想，亦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它必定构成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16]从这方面看，意识形态就谈不上“虚假”，因为它不仅是现存经济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且其本身就是现存统治关系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说，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其作为价值系统发挥作用并使人们认同于现存社会制度。把意识形态视为每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并不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
　　其二，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亦即每一个领导革命的阶级借以认清使命，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及口号，因而它又必定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马克思就此而写道：“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必须看到，这种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描绘成全社会的要求的做法决不仅仅是一种宣传伎俩。革命阶级的革命思想能够以社会代表的名义动员群众，向旧社会宣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17]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阶级革命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不需要意识形态，不需要以全社会的唯一代表的面目出现，而在于它的阶级利益确实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而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革命以后都能保持同其他群众共同利益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