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佛教通史怎么样

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佛教通史怎么样

魏道儒研究员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以十四卷、800多万字的规模，对佛教自古印度创始到20世纪在全世界传播而形成的长时段传播历史，以协同创新的科研模式，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科际整合的方法论角度，以历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导方法，整合宗教学（包括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比较学宗教、宗教伦理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传播学等方法，对佛教的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礼俗等等，作出了贯通性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在这佛教研究的世界性学术范围内，都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的学术成果。就笔者的了解，这样全面和大部头的世界佛教的通史研究，在国际上这恐怕也是第一部，在汉语学术圈来说，更是由中国大陆学者通力完成的一个创新性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作品。就类似的成果而言，对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描述，中国学术界有过像《世界通史》（崔连仲，人民出版社）这样的作品，但是，对专门史作“世界通史”性的研究，除了《世界佛教通史》，其他专门史的世界通史，好像较少见到。像这类作品也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大陆从诸方面来说，现在有条件、有实力完成类似的大型学术工作。此著体现了诸多特色，笔者概括为如下诸点：多元竖通、无漏横遍、疏密如实、资华兼外、新编再纂、开拓补白。这些特点的概括虽然并不都是学术性的术语，但确实能反映其特色。

多元竖通
汉传佛教在描述圆觉的特点时，用了两个概念，一是竖通，二是横遍。竖通三世，横遍十方。借用这两个概念来看《世界佛教通史》，其第一个特色就是“竖通”。这就是贯通性，从古至今的历史性贯通。这虽然看起来是通史类作品的通例，但作为佛教史来说，这是多元性的贯通。
这种“通”，从源头而至20世纪。如果用大树来形容的话，作为树干，自然是根植于印度社会与文化的印度佛教，由此而形成的竖通，是“印度佛教通史”，这一部分，作者用两卷（第一、第二卷）的篇幅，描述了其兴衰和复兴史。这根主干生长下去的一支，曾经粗壮，但后来细弱了，甚至有了枯枝，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接出新枝，但已不是世界佛教的主流了。
这印度佛教的树干上又长出两根大树枝，就是南传和北传佛教，南传之竖通，构成“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的通史（第十三卷)，作为主要的佛教国家，其竖通的佛教史，被分析为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五国，以及其他海岛国家。南传佛教之传入中国的部分，则被编入了第八卷《中国南传佛教》，这可以称之为“南传佛教通史”。
而北传的部分，实际上有两根大树枝，一根是汉传，另一根是藏传，这两者，绝大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是中国佛教史的竖通，第三至六卷，是中国汉传佛教的通史，第七卷（上下）是中国藏佛教的通史。在汉传佛教这根树枝上，又生长出东亚佛教和越南佛教，于是有第九卷的日本佛教的竖通、第十卷韩国佛教的竖通和第十一卷越南佛教的竖通。
在这些树枝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不同根源的亚洲之外的佛教史的竖通，包括欧州佛教通史、美国佛教通史，以及其他地区的佛教通史。这些通史，都是竖通，但起点不同，粗细不同，枝叶繁茂程度不同，体现了多元性。正是这种多元性，才构成了一棵树干粗壮、树枝丰富的“树”，世界佛教发展之树。

无漏横遍
“世界”佛教的通史，多元竖通是描写其“世”的时间性特色，而空间性的“界”，则体现出普遍性的特色，只要是有佛教发展的区域，此书都涉及到了，没有遗漏，这可以称之为“无漏横遍”，这一特色实际上也和多元横遍的“多元性”相联系，没有这种多元，也就体现不出横遍，而要做到“无漏”的横遍，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为专业人员来说，人们也许更多地了解本国或少量其他主要佛教国家的佛教史，但这套书，却可以给读者提供全部的佛教在各国发展的图景，因此，这套书，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有如下的通史构成的：印度佛教通史、中国佛教通史、斯里兰卡佛教通史、缅甸佛教通史、泰国佛教通史、柬埔寨佛教通史、老挝佛教通史、韩国佛教通史、日本佛教通史、越南佛教通史、欧洲佛教通史、美国佛教通史、南美佛教通史、非洲佛教通史，等等。当然，每一部分的通史，内容厚薄不同。这种横遍性，一种写法是，分别由各国学者撰写各国的佛教通史，但这种学术的组织工作有难度，还涉及到成果汉译的工作，另一种则是此书的方式，主要由中国学者撰写，即使是外国作者（越南），也是用汉语撰写，这就构成汉语的世界佛教通史写作。要重申的是，做到这种程度的横遍性，以这一类型的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模式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可以说是开创性的，也是填补空白的。
疏密如实
拿起这一套书，呈现的事实是，对有的国家的佛教史，写得非常密实，因为内容太多，资料丰富，对有的地区的佛教史，则叙述的篇幅相对较少，似乎稀疏，或较疏，这也和佛教在该国发展的历史状况、资料的丰富程度相关。但，不论是写得“密实”，或较密，写得疏，或较疏，都是如实的，如同历史和资料呈现的真实。
全书共十三卷正文，印度佛教史有两卷，第二卷的内容稍少于第一卷，这虽然是有两个作者分别撰写，可能在内容叙述的详略上会有差异，但这实际上也是反映印度佛教的历史状况的，从起源到七世纪的发展，是产生、生长时期，七世纪之后，则是衰落、寂灭和复兴时期。此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实际上是接下来的中国佛教，包括了汉传、藏传和南传，汉传的部分则有四卷的篇幅，分别为汉至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至清中期、清中期到民国。藏传的部分虽编为一卷，实际上分为上下，也是两卷的篇幅，南传的部分则为一卷。统计字数，则有4123千字，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其余韩国、日本、越南的佛教史各为一卷，南传佛教史、亚洲之外的佛教史各为一卷。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如实的，即如同佛教史呈现的历史真实。由此说明，佛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而非某单一民族的宗教，在历史上，印度佛教是南北传佛教之源，最为重要，但南北传之后，发展起来的两传佛教，上座部和北传汉语系、藏语系成为佛教的主流，尤其是中国佛教，更是如是。并不是说，这套书是中国学者写的，就突出了中国佛教，不论是何国学者写这套书，都必须考虑到这种历史的真实，不然，就谈不上“如实”，当然，有的地区的叙述显得较“轻”，也有资料较少等诸多原因，但无论如何，其内涵的丰富性，都不会超过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这一“如实”的写作风格，也如实地描述了印度佛教的创新，中国佛教的本土化和新发展、世界其他各国佛教的传播和在地化，以及各国佛教的不同程度的现代化。

资华兼外
这一特色是想说明，此套著作在原典资料的选择和学界成果的关注层面，第一，既重视、资借中华汉译、藏译和撰述的文献，也兼重其他文字的原典资料，第二，既注重中国学者的成果，也关注外国学者的成果。
关于第一点，笔者特别想此著从对印度佛教和韩国佛教的研究来说明。印度人自己以及西方人研究印度佛教，除了中印佛教交通史上的法显、玄奘等人的作品之外，很少关注到汉文藏经的中的资料，因而也不能深入地发现其中的价值，这也和他们较少掌握汉语有关。老前辈汤锡予（1893～1964）先生曾经有一篇遗稿，题为《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收入《汤用彤全集》第三卷，依着这一思路，自然可以推进至“汉文佛经中的印度佛教史料”的思考，其实，本套著作的印度佛教部分，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可以称为“资华”，即资借中国佛教中的文献资料。所以，我们在这两卷印度佛教研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引用佛经的汉文译典和撰述来说明，特别是第一卷。第一卷的卷后主要参考书目中，第一部分就是《大正藏》中的经、律、论及疏释，第二卷也有部分引用《大正藏》中的汉文佛资料，虽然文后的参考书目中没有列入。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汉传佛教的重要性。这也说明，对于中国人之外的学者研究佛教而言，掌握中文应当是一种必备的学术工夫。这一部分的研究，作者也引用了藏传佛教研究的作品，当然，如果是由更了解藏文经典的作者来写这一部分，必定会引用相当多的藏文经典中的资料来描写，这就使得这一主题的更为丰满。这更说明了中国佛教中的藏经资料对于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因此，作者们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印度佛教，除了梵文、巴利文资料之外，汉文和藏文记录的佛教资料也是不可少的。
对于韩国佛教的研究，作者也资借了一些汉文佛典文献，包括了《三国遗事》、《海东高僧传》，以及一些灯录和高僧传，这也说明了中国的汉文佛教典籍对于研究韩国佛教的作用。
这是资华的部分，当然，对于相关的研究，作者们也很注重中国之外的资料，这就是所谓“兼外”，这当然更是必要的。
关注第二点，主要想说明，作者们的研究，非常关注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相关议题的研究，对于研究的动态和前沿，有着深度的关注，同时，也关注到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这自然也是研究的基本伦理。

新编再纂
此书的诸多内容，属于新纂，新编再纂，此种“新”，以综合创新为主，更突出的是系统性和完整性。无论是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汉传和藏传部分，还是日韩佛教，都是如此，但是，作为整体结构的需要，这一部分必须要加以撰写，这种撰写，有两种思路，一是邀请原有成果的作者加盟，二是共同体成员新撰。前一种方式也不太好操作，此著采取了后一种模式，这种再撰，在汲取已出作品的优长的基础上，加以重新、创新性撰写，这就是新编之“新”。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当初郭朋写汉传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部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卷），他就觉得不好写，因为担心难以超越汤用彤先生。就印度佛教通史的部分来看，作者周贵华研究员在关注已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对于原始文献的研读和思考，完成对于这于这一部分内容的学术性写作，虽然是再纂，也多有新见。第二卷的作者周广荣，更是关注更多的外文成果，将印度佛教的历史竖通至20世纪，其中的诸多内容，对于汉语学术界来说，更具有“新”的特色。中国佛教通史的部分，挑战更大，因为汉传佛教史的部分，成果较多，藏佛教史的部分也有相应的研究，此著的最大特色，是三大语系佛教通史的合集，构成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这是其再纂之中最突出的“新”。而之前呈现的有些中国佛教思想史，虽然标为“中国”，但实际上是谈汉传，严格地说，应该是汉传佛教通史。或者，即使有所关注，篇幅也相对很少，同时，没有将其单独列出，而是随着编年史的写法，杂于“历史”之中，这自然也是一种写法，但笔者觉得，本套著作的三大语系分别列出的通史写法，更为清晰。当然，这种形式的写法，在季羡林、汤一介任总主编的山西教育出版社版的《中华佛教史》中，也是这样分别撰写的。就日本佛教通史而言，对于年轻的作者王颂来说，同样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日本学者自己就对于日本佛教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中国学者之中，前辈杨曾文研究员也是此一领域的专家，王颂基于自己的学术判断，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新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