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东汉末年,,,西汉末年???????)哪个?

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东汉末年,,,西汉末年???????)哪个?

西汉末年
目前要确定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说实非易事，几种说法各有所本，相持不下。现在一般流行的说法是佛教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传入中国，这实际上是将“西汉末说”、“西汉末东汉初说”和“东汉初说”合而为一，也算是解决佛教传入中国时间之谜的一种方法吧。

【佛教入传】 佛陀之教法，经僧众及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等护法者之大力宣扬，渐及全印度，并扩展至其他区域；向南传至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称为南传佛教，以巴利语结集佛典，侧重自我彻悟；向北经中亚诸国传至我国、韩国、日本等地，称为北传佛教，依准由梵语转译之汉语佛典为主，强调自度度人。惟佛教传入我国之确实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传统上则相信系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 ）传入，如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皆载有当时佛教入传之事。 兹略举佛教入传之传说如下：(一)谓海内经、山海经所载三皇五帝时之伯益已知有佛。(二)列子卷四仲尼篇，孔子尝言西方有圣人，此圣人即指佛陀，故谓佛教于先秦时代已传入；更有窜改周穆王篇，而谓西周穆王时佛教已传入。(三)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均谓佛法于周代已传入。(四)历代三宝纪卷一载，周代已于各地建立阿育王佛塔，然佛塔与经典皆为秦始皇所毁；又谓秦始皇四年（243 B.C.），西域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人携佛典入华。(五)北齐魏收所撰之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汉武帝元狩二年（121 B.C. ）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所祀之金人，安置于甘泉宫；或谓此金人即佛像，亦即佛教东传之证据。然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等，仅言及得金人之事，并未言及佛教，此金人或为西域之天神。(六)释老志又载，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谓大夏之邻有身毒国，尝闻浮屠之教；然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六张骞传等，虽言及身毒国，却无浮屠之记载。(七)刘宋宗炳所撰之明佛论载，东方朔尝与汉武帝论对劫烧说，此为汉代接触佛教之据。(八)明佛论又载，刘向所撰之列仙传中，有七十四人为佛经中之人物；然列仙传之真伪已属可疑，更遑论其内容。 以上诸种传说虽难以与史实相符，然由其内容及所列之时间可推知，佛教传入我国时，或许未及时受到重视，以致未留下详尽之记录。又佛教为外来宗教，在其教团逐渐扩展之时，势必与道教，甚至儒家学派争衡，或为提高佛教之权威性而逐步上溯其东传之年代。 至于一般所承认之说法，则有三种：(一)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卷一一八西域传，及后汉纪卷十等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太史傅毅以为或即西方之佛，明帝遂遣使往西域求法。途中遇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归至洛阳，明帝建白马寺，梵僧即于此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我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 (二)楚王英传载，楚王英崇尚黄老与浮屠。一般公认，东汉之上层阶级多信奉儒家、黄老，及外来之佛教。楚王英封于彭城，可知由西域来华之外国沙门，其活动范围自北方长安、洛阳，已延展向南方各地。其后楚王英因故左迁丹阳泾县（位于安徽），佛教得以再向南地拓展。 (三)曹魏鱼豢所撰之魏略西戎传，引三国志魏志卷三裴松之（372～451）注，谓西汉哀帝元寿元年（2 B.C.），博士弟子景卢（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陀之音译。是为佛教入传之最早、最可靠之记载。魏书释老志对此事件之评述则谓，我国虽已听闻佛教之说，却尚未信受其义。故可确知佛教在西汉末年已传入我国，惟尚未产生有力之影响。 此外，东汉时代处于佛教初传阶段，信徒多以现世的、功利的道教信仰形式来接受佛教，视佛陀为具有禳灾招福、不老长寿等灵力之神只，视大力传道之西域沙门为巫祝、神仙修行者等。而我国固有之儒家、道教等，难免对此一外来宗教产生极大之排斥作用。 东汉末年牟子作理惑论，一方面揭示佛教之真正面目，将其自方士、神仙家中析出；一方面调和儒、释、道三家，阐论佛教思想非但不与儒、道相互抵触，且有相辅相成之效。其后随着时代之变迁，排佛论与容佛论互有消长，此后此一论诤亦成为历来知识分子间重要论题之一；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时，更有实际迫害佛教之举动，至宋代理学崛起，始渐融合三教之争。 初时我国为方便理解佛教，常撷取儒、道二家精义与佛学互作解训，形成格义佛教。东晋道安（312～385）则倡言，须以佛教立场来理解佛学精义，其否定格义之论广受瞩目，更促进中国式佛教之发展；因隋朝以前之佛教饱受儒、道之影响，至唐朝始因政治安定、民生富足，培养出开阔之世界主义胸襟，能视佛教为印度文化思想之结晶，而以求取新知之态度从事译经工作。 以下即以各代西行求法及翻译佛经之概况，略窥佛教入传之过程： 东汉明帝时，四十二章经首先为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译出。迦叶为中天竺人，后示寂于洛阳；法兰亦中天竺人，精于汉语，受明帝供奉于清凉台，后亦示寂于洛阳。迦叶、法兰二人另译有十地断结、佛本生、佛本行、法海藏等经，惜皆佚失。惟四十二章经之译者、版本等问题，至今尚有争议。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西域沙门相继来华，积极从事译经工作。 参考资料：佛学大词典

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 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只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