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儒学理论是什么？

荀子的儒学理论是什么？

荀子是战国时代的儒学宗师，也是当时最有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稷下学宫无疑是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重镇，秉持各家学说的代表人物齐集一堂，放言高论，著书立说，为先秦诸子思想从自由争鸣转而走向兼收并蓄的融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术平台。荀子作为稷下学宫后期的学术领袖，为推进这一进程所作出的贡献，后人应予充分的肯定。“孟荀列传”虽然对荀子事迹的记载相当简略，但对荀子充满了敬意。然而，在儒学“道统”观念确立之后，荀子长期被排除在“孔孟之道”的儒学主流体系之外，甚至还要承受若干曲解、误解和批评。因此，如何为荀子确立其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荀子对孔子相当尊重，而对孟子及其学派却有尖锐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他有把自己作为孔子正宗传人的意愿。以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孔孟之道”与“孔荀之道”并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以《荀子·尧问》一篇传达的信息而言，当时有一批荀子的崇拜者，他们甚至认为荀子就是“圣人”，即便与孔子相比较也毫不逊色。“为说者曰：‘孙卿（引者按：即荀子）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其中所表达的对荀子的尊崇情结，不亚于颜渊、子贡等人对孔子的敬仰有加，似乎孟子还没有如此“铁杆”的追随者。 　　至唐代，韩愈昌明“道统”之说，称孟子去世之后，道统“不得其传”，不仅表现出尊孟贬荀的倾向，而且已经把荀子排斥出儒学正宗的体系之外。在宋代理学大盛时期，荀子更受到空前的贬抑，朱熹甚至告知弟子可以不理会荀子。 　　如果对这一变化的产生过程加以追寻，可以发现在“道统论”形成之前，荀子曾经拥有较高的地位。《荀子》一书在汉代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汉高祖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不仅岀自于对亡秦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其思想渊源。《荀子·正论》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这说明，汉高祖的思想观念中有荀子思想影响的存在。汉宣帝时，广陵王刘胥勾结楚王为乱，事发，大臣们请行罚诛。汉宣帝因为与刘胥有骨肉之亲，不忍致法，独诛首恶楚王。所依据的理由就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史记·三王世家》）而《荀子·劝学篇》的说法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也证明了《荀子》一书在汉代的广泛影响。 　　但是，对荀子的批评声音，在汉代也已经出现。两汉之交的扬雄就是批评荀子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法言·君子》中说：“或曰：‘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唐宋以来，批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对荀子和荀学的批评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而且观点那么尖锐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三。首先，荀子对包括子思、孟子在内的儒学阵营的公开批判，使得后世儒家无法搁置“孟荀对立”。其次，荀子的一些论断或者提法，确实与孔孟之道有所不同，如他的历史进化观、性恶论、尊君隆礼论等，对孔子学说有沿革损益，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再次，也有后人对荀子的种种误解。比如，有人指责荀子对“尊君”思想的强调，违背了儒家的君臣之道，就有误解的成分在其中。 　　而总的说来，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荀子之礼的核心是政治制度。以礼为中心，荀子揭示了礼在人性层面、组织结构层面、经济政策层面及制度运行层面的涵义与作用，探讨了儒学制度化的实现方式，阐明了儒学在制度化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困境及其解决途径，为儒学的制度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荀学的历史命运
在儒学发展史上，所受垢病最多的恐怕莫过于荀子了。但无论后儒如何评价荀子，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荀子的功绩是不容置疑的:其一是对儒学的复兴之功。孔子死后，内部的分化与外部的挑战使儒学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乃至一度出现了“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的局面。正是孟子和荀子的出现，才使得处于颓势中的儒学得以挺立不倒、重新崛起。荀子的另一个功绩则是在传经方面。据史家考证，现存儒家诸经除个别经典证据不足外，大多传自荀子。所以清代汪中作《荀卿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子，而尤有功于诸经。……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由此说来，对儒学而言，荀子实在是一个大有功之人。然而，令人不能不感慨再三的是，正是这位曾救儒学于危绝之境，对儒学的兴盛和传承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一代宗师，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并未随儒学的昌盛而得享荣宠，相反，其学说却遭到了儒门后学的一再排斥和垢病，走上了一条日暮途穷的衰微之路。
荀学的衰微大致是从唐代韩愈开始的。在韩愈之前，荀子一直是与孟子并称于世的。据史料记载，汉代大儒董仲舒和刘向都曾专门作书称美荀子；而司马迁作《史记》，其叙列诸子，亦独以孟、荀标目；班固撰《汉志》，也不曾将《荀子》另眼相看，而是与《孟子》一起列入“子部”。也即是说，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作为儒学大师，荀子的地位并不比孟子逊色。但是到了韩愈，情形就开始有所不同了。韩愈推原儒家道统，认为儒家道统上启于尧，“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视孟学为真传，而谓荀学“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同上)，从而将其排斥于儒家道统之外。于是，由此而下的“五代”，《孟子》便荣擢入“经”，而《荀子》则依列“子部”。及至宋代，诸儒皆承韩愈“道统”之说，益发尊孟而抑荀。在韩愈那里，荀学虽被见斥于道统之外，但毕竟还是“大醇而小疵”(《读荀》)，而到了宋儒这里，荀学却已变得“极偏驳”，“使人看著如吃糙米饭相似”，以至于对他完全“不须理会”(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所以，在宋儒眼里，荀学不仅不能入道统，而且是否属于儒家亦成问题了。如朱熹就说:“荀卿全是申、韩”，“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同上)
就荀学的历史命运而言，宋儒的贬抑可以说是致命的，从此以后，荀学在儒门中的地位便一跃不振，再也不曾真正抬起头来。所以今天，凡游览过曲阜孔庙的人都会发现，不仅在有资格陪祀孔子的“四配”、“十二哲”中没有荀子，而且即便在有幸从祀孔子的“七十二贤”和“七十七选儒”中同样没有这位一度与孟子齐名的人物(据记载，荀子是在明嘉靖年间被罢祀孔庙的)。而如果你再到兰陵荀子墓去看一看，与“三孔”乃至孟庙的那种雕梁画栋、金壁辉煌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荀子，历史为世人留下来的唯一可供观瞻的纪念不过是荒郊野外的一座孤坟耳!
所有这一切不能引起我对如何评价荀学的深思，以下略呈现己见。
二、荀学的理论特色及其与孟学的差异及根源
如果撇开作为儒者所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不谈，而专就思维方式论，那么毫无疑问，荀学与孟学间确是大异其趣的，这种差异可以用以两个概念来概括和表征，即“知性”与“德性”。前者的致思趋向是外求的、逻辑的和现实主义的；而后者的思路则是内省的，直觉的和理想主义的。
究实说来，荀、孟思维方式间的这种差异直接根源于他们对人的本质的不同觉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