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定价：20.00 目录知识的“能”与“不能”（译者序）作者小传致谢导言：？/丹尼尔·B.克莱因经济学家工作的作用和价值 / 弗兰克·D.格雷厄姆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 / 罗纳德·H.科斯经济学家权威的衰落 / 威廉·H.赫特政策主张中的“现实主义” / 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如何兼顾学术成就与社会贡献 / 戈登·塔洛克公共福利与经济学叙事 /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 / 托马斯·C.谢林经济学家以及错误的纠正 / 伊斯雷尔·M.柯茨纳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研究经济学职业和经济学家的推荐书目人名索引译后小记 导言：？ 丹尼尔·B.克莱因收集在本书中的论文展示了经济学家们所做的选择。写作什么样的主题，遵从什么样的理论前设，吸引什么样的当权者，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采用什么样的论调，预设什么样的听众，回应什么样的挑战以及想要服务什么样的社会目标，每一次在做如上选择的时候一个经济学家就扮演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角色。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个人选择能有效地促进人类社会的改善吗？当前的大多数作者都怀疑经济学家的诸多选择并不是为了社会的改善。经济学家能够很快发现市场、政府以及其他制度的缺陷，但是他们却极少将这一发现缺陷的本事对准他们自己所在的职业界（即使有，也不是公开的）。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公开态度颇像对待自家孩子的态度：没有任何批评性质疑的全盘接受。有些经济学家也会对平常的职业常规和标准怀有一种怀疑，但这种怀疑却仅限于私下里的思考和朋友间谨慎的交谈。只有少数的几个经济学家，比如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大卫·科兰德（David Colander），托马斯·迈耶（Thomas Mayer），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怀疑。 对这本小册子而言，其推动力来源于这样一个看法，即学术机构无法为现实行动提供有效建议，而且他们还怀疑研究工作是否能够增进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明智行动。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家们或许就会发现从事学术工作的压力使得他们偏离了为社会经济生活做出贡献的方面。他们的身心被“撕裂”（torn）了，究竟要在学术领域作出成就还是应当为现实经济体制更好的运作作出贡献？这本汇集了诸多文章的小册子希望发现一条进入学术经济学家内心世界的通道，它建议经济学家真正面对这一学术成就和现实贡献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的存在特别体现在弗兰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赫特（William Hutt）以及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Clarence Philbrook）的文章中。那些文章写作的年代，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文章中的暗示一样，显示了那一时代的经济学家反对那种仅仅看重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而对社会无所助益的研究风格，这一取向也暗中体现在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那篇更富于乐观气息的论文中（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伊斯雷尔·柯茨纳（Israel Kirzn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文章也指涉到了经济学家在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方面起到的作用。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重要的观点，有时这些观点之间还会有冲突，但是在基本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将这些论文汇集在一起就既能提供一种经济学作为一门职业存在的理由，也能提供一种经济学家应该有的社会责任的眼光。下面，我将从不同的文章以及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中提炼出几个关键性的思想供大家参考。 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Practitioner)是普通人 赫特和哈耶克指出了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些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工程学和医学，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对后面的这些学科而言，人们委托专家做出重大决定，因此这些领域内的决策者很有信心运用基本知识改善人类的状况。然而，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却不是经济学专家而是每一个政府官员和普通选民——平凡的普通人（the Everyman）——他们是高度忽视和缺乏基本经济学思想的典型。“结果是……”哈耶克说道：“……你永远不能一次性地为所有人确立一条经济学规律，而总是不得不付出努力使每一代人重新相信它。”作为一个群体的经济学家们在向公众持续地反复灌输那些经济学基本思想上没能获得成功（对于职业经济学家而言，那些思想可能只是一些“不证自明”（inframarginal）的东西）。其结果是，在这个领域，“差不多比任何其他物种都明显的是，人类不断愚蠢地重复自己早已犯过的错误”。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实使得职业经济学家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应当努力教给人们各种经济学常识，比如，以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提倡的方式，以此来开导那些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普通决策者吗？如果这样做，该工作能获得职业尊敬并享有职业安全吗？如果学术界看重那种仅仅写给学界其他人看的范式化或形式化（paradigmatic）的研究，那么，那些想证明自己没有白领薪水的经济学家应该如何做呢？他能发现一个值得信赖的信念让他既能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功又能为社会福利的增进做出贡献吗？ 被抛弃的基本观点 很多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由于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决策者是普通人，基本的经济学观点和简单的政策结论在公共事务中被抛弃了。科斯说道：“如果我们不得不提供的建议被采用的话，虽然它只包括几条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但其价值是明显的——令人泄气的是这些简单的规律却被普遍地忽视了。”格雷厄姆也说过类似的话，即经济政策的失败在于非常缺少那些“明显值得追求的、并能很容易认识到的目标。”哈耶克指出：“曾经获得和广泛传播的知识不是被证实或证伪而是被简单地丢弃和遗忘了。”科斯甚至还引证了弗兰克·奈特，埃德温·坎南和亚当·斯密的相似的评论，这些文章指出在经济学内部，其实有一个处理该决策者困境，一代又一代地努力保持并使得经济学基本观点在公共领域内充满活力的传统。如果这些作者认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简单结论被抛弃了，那么他们心中肯定拥有一些特定的观点和结论。大多数作者都相信政府政策应当以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为鹄的；我们还能确定几乎所有的作者，除了谢林，也许还有格雷厄姆，都同意今天的美国政府应当立即减少或逐步减少至少一半的花销和至少75%的政府管制。但是这本集子里的最基本的思想却不依靠那种自由论者的政策观点，而仅仅依靠一种信念，即如果经济学家们更多关注和研究公共政策，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就会更好地传达给普通公众，而不管他们相信这些观念是什么。尽管作者们基本上都同意政策改革，但是说他们在何为经济学“简单真理”（’simple truths’）上完全一致却是值得怀疑的。可能所有作者都会援引在经济学入门课程中讲授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则：共同目标，劳动分工，机会成本，边际效用，激励，竞争，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等等；也能确定所有作者都会偏爱这个故事——在产权制度下，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人的欲望能为人们创造获得它们的机会；当然也能确定他们都喜欢市场行为的有效分散化协调。但奥地利传统的学者，包括哈耶克，赫特和柯茨纳，可能认为这个清单上还应该包括机会发现，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和分立的知识；塔洛克和其他的一些人或许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诸多要素中还应该包括政府激励分析；迈克洛斯基可能还会强调经济行动中论说方式的重要；谢林会强调经济体系中会计恒等式（accounting identities）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大家都同意政策应当如何改革，但在哪些基本观点应当被强调并作为证据支持那些政策的改革方案方面，他们的观点却有所不同。 经济学家能够影响公共事务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经说过，尽管其早期对经济学家作为政策建议者能够影响社会表现出明显的乐观态度的这样一句话被柯茨纳引用：“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仅仅施加了一种微弱的几乎不能察觉到的的影响。”斯蒂格勒告诉经济学家不要企图劝诫普通人，他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不要对教育普通人抱有任何兴趣，因为普通人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并能使信息的寻找尽量有效。斯蒂格勒告诉经济学家他们的努力或许最好应该集中在学术追求上。相比较而言，本书的作者们（部分除了赫特和哈耶克）却力劝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公共讨论（public discourse）。他们确定经济学家们对公共事务施加了影响。塔洛克指出在取消汽车业、航空业和银行业的政府管制和降低关税方面，经济学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迈克洛斯基说道：“是观念，而不是美元，击败了管制机构。”；菲尔布鲁克表达了“观念力量”（idea force）的观点，“然而一种观念会进入一个人的头脑。它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进一步地，一种观念的表达在更多人的心里播下了种子，然后，潜在地，这股力量会以一种天文数字般的速度增长。”或许作者们的信心部分来源于对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性质的一种直觉。如果知识仅仅是一些信息（如同斯蒂格勒经常想要指出的那样），经济学无助于现实生活的改善（一种“宿命论”）就是一个不错的判断。人们会有足够的激励去寻找一些他所没有的信息，比如一个电话号码，而经济学家们强塞给他的很多信息却不太可能会影响他的行动。但是，知识并不仅仅只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和判断。普通人有时会习惯于从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与社会相关的经济解释和经济观点却有一种即使有限却很稳定的需求。这种需求往往是由工会领导人，商业发言人，环境活动家，所谓的消费者权利提倡者，律师，利益集团，权威媒体，政治家，政府官僚以及经济学家提供的。通过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和严谨周密的判断，经济学家能够在公共讨论中起到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塔洛克指出公众如果知道卡特尔协议的经济学解释，他们一定会自始至终地反对民用航空委员会（the Civil Aeronauties Board，简称 CAB）；迈克洛斯基认为那些运动式隐喻（sports metaphors），比如美国对日本（U.S.-versus-Japan），损害了经济学理解，而共同目标、比较优势等替代性解释却能增进这种理解；科斯引用了一个思想试验的例子——想象一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官员在决定是否批准一种新药时所面对的激励——一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解释。这些案例中所提供的知识主要不是信息——某种事实和数据——而是一种解释：故事，历史，思想试验以及隐喻。鉴于斯蒂格勒（由于怀有那种知识仅仅是信息的看法）极力想消除社会事务中错误难免的观念，柯茨纳坚持认为在经济过程中错误无所不在，并且一如既往地将这一观念应用到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之中。在他看来，当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解释的时候，错误可能就能被纠正，因为知识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是一种洞察力，而洞察力即是对一种新的、更好的解释的发现。柯茨纳批评斯蒂格勒没有把这种错误观吸纳到他的经济学和公共哲学之中。本书中的另外一些作者也站在柯茨纳这边，认为经济学家能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的错误。菲尔布鲁克指出作为政策建议者的经济学家能够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态度”；谢林认为有了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政策改革方案，所有的“免费午餐”（free lunch）就只有乖乖等着被人发现的命了。那种认为知识仅仅是信息的观点还遮蔽了知识的第三个面向：判断。当存在多种解释而人们不得不在几种备选解释中作出决定时，就需要进行判断。判断是知识的这样一个面向，在其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到观念，更要相信观念和运用观念。判断在行动中展现并经常在这样的只言片语中被清楚地表达：“我认为我们应当做什么……”。如同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所解释的，判断中有一种信奉的要素，相信或感觉一个人的信念会部分决定他如何思考、从事什么样的行动以及成为什么样的人。它是知识的道德维度，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的主张和行动。因此，经济学家能以两种方式影响普通人，其一是提供事实和解释，帮助人们发现何处是他的利益所在；其二便是提供道德指导，告诉人们他们的利益应当是什么。从亚当·斯密到迈克洛斯基，雄辩滔滔的经济学家们都认识到了说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言说者自身的精神气质。当一个经济学家反对许可限制时，劝说的理由不仅在于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事实上是被人们支持的，更在于它是真诚的，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经济学家需要留意察看一个经济体系周围以及隐藏在该体系背后的事物，需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作出相关的描述。”一个经济学家会强烈要求取消对商业活动的管制，他会劝说公众他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他站在企业的立场说话而是为着整个社会的考虑着想。因为这个原因，和经济学家的一次认真的交谈能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迈克洛斯基指出管制委员会的“道德权威”被经济学家们摧毁（infiltruated）了；菲尔布鲁克也说过经济学家可以通过确立“一种价值的有效性”（the validity of a value）来施加他们的影响。经济学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解释和判断。一种对知识性质的全面判断和了解能够使得经济学家们拒绝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效率的“宿命论”思想。他们或许会采纳一种艾伦·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表达过的态度：“这种对知识的全面理解会获得一种能够消除损害（由那些只是心地善良却没有经济学常识的好人造成的）的智慧。”仅仅是好人会带来决策的失误，而经济学家却能纠正这些错误。而且即使经济学家的影响不大，这些影响也是有价值的。如同科斯叙述过的，“一个经济学家通过他的努力能够将一个一年浪费一亿美元的方案推迟一个星期（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他的这一行为就已经挣得了他毕生的全部薪水。”科斯鼓励经济学家们参与公共讨论，不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的影响会有多大，而是因为“即使一个小小的成功也不应该被轻视”。 非主流、悲伤以及对绝望的斗争 尽管作者们表达了经济学家们将会影响公共事务的希望，有好几位作者却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希望是困难的和难以达成的。经济学家们的大作很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社会产生效果，经济学家们的建议似乎也被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当人们拒绝一个良好的建议时，其拒绝也是粗鲁无理的。甚至在那些极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能在社会中生根发芽的情况下，智者的影响也是长久地被忽视而且他也不会获得任何声誉。在大多数时候，经济学家们参与公共讨论就好象在教导一个坏脾气的、被宠坏了的孩子。经济学家必须为获得注意进行争辩和论证，而一旦获得了注意，他就会认真地和煞费苦心地将自己那套包含了一些基本观点的方案不断进行“预演”（reheared），尽量用一些想象的故事和案例来论证它的合理性；而当他认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将他的观点牢记在心的时候，他们却突然抛弃了他的建议而且不给任何恰当的理由。他唯一的指望和依靠就是继续希望和恳求，这整个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或许还使一个人看起来有点荒唐可笑。这种挫败，甚至绝望的感觉尤其体现在写作于20世纪30和40年代的赫特、格雷厄姆以及哈耶克的早期文章中，而那个年代，正是中央集权制（statism）不仅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力量还是一种智识力量都快速增进和发展的时候。哈耶克指出经济理性可能导致一种普遍的人类直觉与过分简单化的幸福社会之构想的冲突。实际上，从收录在本书中的哈耶克那篇1944年的演讲辞中，我们就能够看到那种传统社会价值与现代社会理想规则之间相互紧张的观念，而在随后的四十年间，哈耶克又不断发展和完善了这些观念中的要点。哈耶克警告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学生，“对一种观点坚定不移的追求肯定会使你陷入一种差不多是孤立无助的和非主流（unpopularity）的状态，”而经济学家“不必为他的努力去寻求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赫特的忠告同样令人心灰意冷。他说自由主义导向的经济学家必须“意识到一种极度无助的感觉经常会周期性的再现”：“在所有的方面，他都认为他看到了存在一种对什么影响人类福利状况的情形既无知又困惑的思想；他也知道以他的力量无论做什么和说什么都无法对那些累积起来的错误思想以及由此导致的荒谬政策的改变产生最微弱的影响。他认识到在那些被错误思想影响的政策和行动的领域，眼下的他注定了只能闭口不言。他不试图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很少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经验和历史告诉他这种反对没有任何益处而只会损害他自己的声誉。他认识到对他所在时代主流的错误观念的持续反对只会使他声名狼藉（notoriety），被人视为一个古怪的人。”对那些参与公共讨论的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挫败和绝望的感觉最为强烈，读一下赫特文章中的这样一句话：“作为一种对现实时局的批评，经济学家最能认识到自己最没有什么用。”尽管在最近几十年，中央集权的思想不象在赫特写作的时代那样继续扩展，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公众的交流没有什么明显的困难就赢得了喝彩，赫特和哈耶克阐述过的基本问题对今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仍然是非常恰当的。 伟大的逃离：从公共讨论到学术职业 赫特继续阐述为了应对这种挫败感，经济学家怎样开展他们的工作：“因此，在实践中，他也把他的努力主要限定在写作一些仅仅给其他经济学家们阅读的著作和文章上；如果他是个教师，他还会尝试将一种对经济学的理解传授（disseminate）给那些会聚在他的影响下的下一代的学生们。”赫特搭起了一座从公共讨论中经济学家经历的基本困难到经济学内部作为一个职业学术人的困难之间的桥梁。这一桥梁在本书的其他各篇文章中不太清晰，不过对作为一个学术职业的经济学的失败，很多文章倒是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因此，这些文章指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两个不同领域——公共讨论领域和学术追求领域——时的问题和困难，赫特建议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连接这两个领域，而在另外的几篇文章中，相关理论却是不太清晰的。作为一种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挫败的“逃避”（escape），赫特明确地承认了这种“向内的转变”（the turn inward），即转向学术，转向一种严格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坎南，赫特的老师，其实在更早的年代就以一种更尖锐的论调表达过这一主题）。和这种“逃避”相关的赫特承认的那种学术追求就是“纯理论”（pure theory）或者“模型建构”（model building）：“经济学家可以投入到‘纯理论’——一个他可以逃避挫败感的地方——的研究中。”格雷厄姆也把经济学家们的这种“逻辑体操”视为从一种幻想破灭的（disillusioning）沉思冥想中走出来的一种智识撤退。这种逃避的理由是“一个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内的‘纯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科学”的假定必然带来一套和“价值自由”、“客观性”、“实证分析”和“科学方法”等被确定的理想准则相连的职业规范和标准，但是，正如韦恩·布思（Wayne Booth）所指出的，这种种准则的汇聚不能使人们单独地以某种准则为依据，而反倒使得它们相互依赖共同起作用。科学和已被接受的科学方法相一致，科学也是科学家说它是什么的东西，而科学家就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被赞许的职业制度和职业实践中，科学语言就等于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许是有价值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经常没有认识到这种科学式的语言是一套相互连结在一起的信念体系，也没有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批评性地检验它。如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关于个人的诸多假定被检验，然后对这些假定的信奉被一个预先假定的团体所分享；另一方面，这种集体忠诚却没有被检验，而且这些信奉变动的过程也大大不同于包含了上述假设的演化过程。”因此，那些转向学术领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这种转向是一种“逃避”，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以科学（换言之，一种学术上的）有它自身的进度和力量来为这种转向辩护。而且他们相信，从长期来看，发展了的科学将比和公众直接接触和交锋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恰好是是斯蒂格勒为“向内的转变”所作的正当化解释。然而，在经济学学术界，这一正当化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检验的的信念上（我把这一信念称之为“伟大的信念”）。正如赫特，格雷厄姆，哈耶克，菲尔布鲁克，科斯，塔洛克，柯茨纳以及麦克洛斯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提到过的，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决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实意味着这个领域必然和自然科学领域有着根本的区别。经济学职业界往往从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的一些心照不宣的假设开始推论，但是那些假设却基本上是错误的。格雷厄姆写到：“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总是处在怀疑之中；虽然那些‘科学’的支持者强行将他们的理论套进僵硬的科学形式中，这种为经济学“科学性”辩护的结果却使得这种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分析和应用极不成功。”“很多第一流的分析技术和大多数学术产品都没有获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要想获得学术承认就必须依靠那种很少考虑最终目标的精致的传统分析技术或者勤勉的对资料的收集。对手段的重视超过了对目标的考虑。那些被迫需要展示研究技术精通程度的经济学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很快学会喜爱和运用这些技术了。” 不同的范式主义 这一“伟大的信念”依赖一套很强的已经成为“真科学”之标志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实践。换句话说，该信念是一种在学术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化风格，或者一种范式。但是“范式”概念只能表明学术话语中的一种形式化风格，我们还需要一个足以表达对该范式强烈地坚定拥护的术语。为了在我的分析工作中更少一些令人讨厌的歧义，我选择“范式主义”（paradigmaticism）这个词（一个可能的备选术语是“形式主义（formalism）”，但是该术语不足以表达对那种不需要数学化的范式的拥护）。在经济学职业界，范式主义是本书中的很多作者发现是错误的那种主张，因为，在经济学内部，他们看到了范式主义和以公共事务为导向的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不管表达的是否清楚，本书中的作者（部分除了哈耶克）都反对经济学界的范式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该倾向使得经济学家们无法有效帮助政治经济领域的真正决策者。范式主义最主要的类型就是那种被本书中的格雷厄姆、赫特和菲尔布鲁克明确反对的对正式模型建构的过分强调，在他们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哈耶克，科斯，柯茨纳，特别是麦克洛斯基，也同样表达了这种反对。本书中的科斯和菲尔布鲁克反对的另一种范式主义就是那种因偏爱定量分析方法（今天的回归分析）而导致的对经验研究的过分偏爱。最后一种范式主义的类型可能是格雷厄姆在文中暗指的那种过分热衷于收集各种事实的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m）。 范式主义与相关主题的冲突 普通人不会思考或者谈论“范式”这个词。因此，要想使范式话语的传授有任何价值的话，就必须以一种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播。尽管格雷厄姆，赫特，科斯，柯茨纳和哈耶克表达过对范式成果（the fruits of paradim）的欣赏，大多数的作者还是认为范式精神（the paradigmatic spirit）太强以及很多主流研究的发现还不值得介绍给公众。这种反对是不太明确的；同时也存在一种经济学家在范式化研究方面是否走得太远的争论。那种“伟大的信念”坚持认为范式主义能最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学术职业界取得成就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但是本书的作者们指出了范式主义和经济智慧（economic enlightenment）之间的冲突。对于定量分析范式，科斯写到：“但是这一领域的发展成本极为高昂，它占据了本该全力投入到发展传统理论的资源，也占据了对经济系统中非计量性部分的经验研究的资源。经济系统中难以测量的那部分习惯性地被忽视了，这导致注意力从经济系统本身转移到了测量的技术问题。”格雷厄姆更是直接地对正式的模型建构范式发表了更辛辣的评论（想想这些评论写作于1942年！）：“最后，理论变得如此”科学“和抽象，以至于激起了数学家们的兴趣使得他们乐于在一个复杂的永远正在呈现的均衡中发展一种千变万化的概念和一种原子单位的没有摩擦力的游戏。均衡的概念使人联想到方程式；方程式是各种数学模型的“多产的父母”（prolific parents）；这一模型建构的游戏会一直继续，直到越来越让人难以明白的经济学杂志中的某一页变成了一堆只有那些知道密码的人才能理解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那些越发深奥的模型建构者把所有不方便“运送”（freight）的事实都给抛弃了，直到“科学”达到一种境界，进入到了一个只为思考的目的而存在但越来越忽视理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的纯粹抽象的领域。”以一种相似的风格，赫特抨击道：“我们的观点是，尽管过去四十年目击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逻辑结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对丰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对于有些最多产的方法论发明家而言，他们的研究方式已经使得他们趋向于严重忽视一直存在着的作为科学之基础（the backbone of the science）的实用性。”赫特的批评性评论确凿无疑地针对由鲁宾斯坦（Joan Robinson）开创的那种研究方式，他还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未言明的、并且未被辩护过的对“伟大的信念”的确信，即相信只有那些在形式化模型建构中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true science）。这种确信正当化了对其他不那么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