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

《氓》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

氓》既是我国文学史上“色衰爱弛”这一文学母题的发轫之作，也是世界文学史上至今熠熠闪光的不朽名篇。作品以故事诗的形式，以人物自叙的口吻，塑造了一个因色衰而致婚变的妇女形象。这一形象一经产生就吸引了众人关注的目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主人公有着相当鲜明的个性：既有大胆炽烈的爱情追求、勤俭操持的恋家美德、理性清醒的自省意识，更有刚强自立的人格精神。可以说是个女性意识的早醒者。
主人公与氓的相识始于一次集市贸易。也许是她的美貌吸引了氓的注意，氓“来即我谋”，向她示爱，而氓表面上的忠厚老实也获得了她的好感，于是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恋爱后的女子是“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完全陶醉于爱情的漩涡之中。清人方玉润对此有精辟的评论：“不见则忧，既见则喜，夫情之所不容己者，女殆痴于情者耳。”一个“痴”字，活画出主人公对氓的爱是何等之炽何等之烈。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虽然西周时期有上巳水边祓禊，男女相会于山野、水滨，“奔者不禁”（《周礼·媒氏》）的风俗，但在时间上仅限于早春三月，且有取悦神灵以获得子嗣的意思。至于婚娶则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齐风·南山》），“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豳风·伐柯》）。《诗经》中的女子有“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郑风·将仲子》）的腹诽，也有“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怨愤，更有“之死矢靡慝”（《鄘风·柏舟》）的抗议，就是很好的证明。可见，不经媒人、父母允许的自由恋爱是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非礼”行为。“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氓》女主人公不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匪我愆期，子我良媒”，但善良的她禁不住氓之一“怒”，更因为那荡漾于胸的强烈的爱，让她答应“秋以为期”与其结婚。这种置被国人、父母“贱之”于不顾的行为，可敬可佩；这一冲破封建习俗的壮举，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量！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婚后的生活是拮据艰难的。然而女主人公并未有丝毫的怨言，更未因此削减对家的爱恋，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承担起建设美好家园的重任。“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可以想见，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劳作中，她是怎样地按捺住孤寂、失落、贫穷乃至痛苦！有人说，这位女主人公是活在爱情中的，爱情给予她无穷无尽的力量，是她生命中的重要精神支柱。的确，她之所以如此勤俭操持，从本质上讲，是她视爱情高于一切的必然选择。她所追求的已浑然超越了婚姻本身而直指爱情。恋家缘于恋人，恋人才会有矢志不移的持恒之举，才会有宵衣旰食、含辛如饴的美德。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为他的幸福而高兴，为使他能够更幸福而去做需要做的一切，并从这当中得到快乐。”这位女主人公又何尝不是为了氓的幸福高兴而拼命劳作呢？
然而，女主人对爱情的付出，并未得到氓的认同与感激。“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静言思之”具有理性自省意识的女性。她一方面陈述了情变的事实，另一方面又不忘检讨自己。导致氓“至于暴”的真正原因，不是自己有过错，也不仅是氓的心愿得到了满足，而是因为自己人老珠黄，色衰爱弛。“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的意象起兴，有“一念之差，所托非人，以致不忠”（方玉润）的懊悔，也有劝谏他人莫被情误的愤激，更有看清氓之虚伪本质的彻悟。基于这样的认识，她最终不再心存幻想，毅然选择了决绝，“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思不是，亦已焉哉”，何等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而刚强自立的人格精神更让这一形象永远不朽。随着男权意识的渐趋强化，女子退出支撑家庭的历史舞台，男子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可氓的家庭却是由女主人公支撑维持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句子。语意表层显示的是家庭贫困、女子勤劳的信息，而深层上反映的恰是女子的那种不依不靠自立自强的人格精神。这样的人格精神，也就决定了她在失败婚姻后是那样地干练果决。既不会有“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郑风·遵大路》），抓住对方的衣袖，苦苦哀求的媚态；也不会有“我躬不阅，遑恤我后”（《邶风·谷风》），归路难寻的彷徨；更不会有“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中谷有蓷》）的长吁短叹！“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长袖一甩，刀起麻断！这是古代女子身上少有的豪迈气概，伤不落泪，哀不乞怜，情断不失品节，爱弛不损人格，何其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