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心与善行哪个是真善.辩论需要我方观点为 善心为真善

善心与善行哪个是真善.辩论需要我方观点为 善心为真善

那么“善心”与“善行”,哪个更可贵,哪个更值得提倡?在《你不可不知的人性》一书中,作者刘墉似乎更愿意站在善行这一边.其理由大致是：一,有善心者未必有善行,有善行者未必是出于善心,因此善心与善行并非总是相伴而行；二,在“无善行的善心”与“无善心的善行”之间,能给他人带来实惠的毕竟是后者,因此更值得提倡的无疑也是后者.以我之见,这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下定论,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和澄清.事实上,世上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无善行的善心”或“无善心的善行”,也不太可能用行善数量的多少来简单地判断“大小善”或者“大小恶”,由此也就很难对善心、善行以及真善之间的联系作出割裂式的取舍辨别.第一,真有善心者不可能毫无善行.所谓善心,本指行善之愿,因此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人始终真诚抱有行善之愿却从未有行善之实.刘墉认为,善心者“常常是‘只求独善其身,不能兼善天下’的好人；也可能是‘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的乡愿”.但在我看来,独善其身者之所以未能兼善天下,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其善心不够坚定,以至于当事人在私利与公益之间患得患失,踟蹰不前.反过来说,他们之所以能至少做到独善其身而不是同流合污,能够做到“牢缄口、暗点头”而不围观起哄、煽风点火,难道不正是那“半点善念”在起效么?这本身就是善行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无善心的善行并非真善行.在日常生活中,固然有过无心为善却偶成善果的事情,但这属于典型的“歪打正着”,不在当事人的思维控制范围之内.在价值评价层面上,一般也不认为此种意义上的“行善”就是真行善.一个较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纳粹德国曾在二战中大力研发导弹用于针对盟国的战略攻击,但德国战败后,其原有的导弹技术资料与相关人才储备却为人类的宇航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结果上看,这无疑是施惠于全世界的.然而,我们并不会因此就否定纳粹德国研发导弹行为本身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说,动机的不明、不纯,并不会因为其间接导致的效果是积极正面的,就完全改变对其行为本身的基本价值判断.第三,真善行背后不可能没有丝毫善心.在这个问题上,刘墉先生列举的论据很成问题.在他看来,一些人做慈善可能并不是为了行善,而是为了沽名钓誉,为了彰显自己有爱心、有财力,或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但要知道,“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不是一种追求善与美的表现吗?一个人能因行善而感到心平气顺,不正反过来说明他有善心吗?而所谓“彰显有爱心、有财力”,不正是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表现吗?不正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吗?不能随便就戴上“沽名钓誉”的帽子.由此看来,在“善心”与“善行”哪个是真善的讨论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不能混淆善良的本心与关于善心的口头宣告.嘴上言善者的确未必真会行善,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真诚的善心,而不是因为善心本身不会导致善行.第二,不能混淆无意成善与有意行善.世上固然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事,但这只属于相当偶然的“无意成善”,根本无法予以事先的计划与引导.第三,不能过分要求“出于善心”与“仅仅出于善心”.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所做之事,只要动机中掺杂私念,就不算出自于善心.可世界上又有几件事情是被纯而又纯的动机所驱动的呢?公私兼济、人我双赢,难道就不是君子之所求吗?正是在以上三重混淆的基础上,一些人才会错误地认为善心与善行可以彼此独立自存,并由此提出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论证的那样,真善心必然会导致某种善行,真善行背后也肯定会有某种善心,因此,对于二者的机械割裂不是科学和辩证的.事实上,倡导善心与倡导善行是真善的“一体两面”,对于善行的倡导实际上是以唤起民众的善心为前提的,而对于善心的倡导又必然要以实际的善行为结果.二者提法虽不同,却都是“本于心而践于行”.当然,这不是说有善心就一定能做成善事.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 “好心办坏事”的现象.但应该认识到,好心之所以会办成坏事,往往是由于当事人无法全面洞察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客观环节.对于真正的善良者来说,他们的道德实践并不会因为这些错误而停滞,相反,对错误本身的愧疚与反思必然会指导他们展开新一轮的道德实践,将“好心办坏事”一步步变成“好心办好事”,将“善心”一步步落实为“善行”,进而达到真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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