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急古代文学.论述题.汉赋发展经历了那些阶段?论述题.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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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者网友：感性作祟
- 2021-02-19 07:51
【汉赋】急古代文学.论述题.汉赋发展经历了那些阶段?论述题.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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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知识达人网友：摆渡翁
- 2021-02-19 08:39
【答案】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采,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
王国维曾将汉赋作为标志汉代文学成就的“一代之文学”.但是自扬雄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以来,倡导文学“为人生”者,因其“劝百而讽一”而轻之,而“为艺术”的一派也不为其堂皇沉滞而重之.人们多认可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而汉赋和六朝骈文似被革出文学（韵文）精品的殿堂.数十年间,各种文学史对汉赋多评价不高,相应地研究论文亦较少.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首先肯定了汉赋作为汉代艺术的主题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之后论汉赋者渐多.
赋的产生和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采,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
王国维曾将汉赋作为标志汉代文学成就的“一代之文学”.但是自扬雄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以来,倡导文学“为人生”者,因其“劝百而讽一”而轻之,而“为艺术”的一派也不为其堂皇沉滞而重之.人们多认可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而汉赋和六朝骈文似被革出文学（韵文）精品的殿堂.数十年间,各种文学史对汉赋多评价不高,相应地研究论文亦较少.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首先肯定了汉赋作为汉代艺术的主题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之后论汉赋者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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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楼网友：纵马山川剑自提
- 2021-02-19 10:10
这个问题的回答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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