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组织形式

传教士的组织形式

新约时代以后，各地区都有教会团体，传教工作就由这些团体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推动，较少派遣教士到远方去宣传福音。假使派遣传教士到远方，一般来说则需要外交关系来支持传教的工作，例如600年左右叙利亚教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介绍景教；1289年罗马教宗尼克拉四世(Nicholas IV, 1288-1292)派使节方济会传教士孟高维诺(John P. of Montecorvino, 1247-1328)到中国元朝来介绍天主教；或是帝国主义时代派遣传教士到殖民地去。另一方面传教士的个人动机也是促使他们到远方传教的因素；有些因神修方面的动机，像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会士到西北欧洲传教(500-1000年)；有的出自救人或教化的动机，像殖民地时代的传教士。
16世纪，由德国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蔓延到瑞士、英、法、荷兰等国。天主教会为了抵制新教，于1534年组织了耶稣会。西班牙贵族伊格纳蒂·罗耀拉是耶稣会的创立者，他曾在萨拉曼加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了多年神学，他的《精神锻炼》一书阐述了耶稣会组织纲领原则。耶稣会以总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咨议会，实际权力集中于总管罗耀拉手中。1540年9月27日，耶稣会经罗马教皇正式批准。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主义向海外大肆扩张的进程，耶稣会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赴海外传教，实践其创始人罗耀拉“为基督征服世界”的誓言。中国就是当时耶稣会海外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 与葡萄牙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耶稣会一直谋求独占日本和中国的传教特权，而受控于西班牙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以及奥古斯丁会士，则千方百计地渗透挤占前者的传统领地。当葡、西两国在1580年合并之后，双方的矛盾冲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趋向高潮，并最终导致日本幕府采取禁教与锁国的极端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传教地区新建的地方教会，开始负责本地区的传教工作。这工作就像在罗马帝国一样，不是靠少数几个远来的传教士，而是靠地方教会每个教友，整个教会均负传教的责任(AG 35)。如今不仅在西方教会，各地方教会也派传教士到有困难的教区去，尤其是帮助他们在当地尚未认识基督的人群中传教。
在西方教会历史中专职的传教士，大部份是圣职人员或修会的会士；他们有专门的传教组织，负责某地区的传教工作，以建立新的地方教会。在今日的教会来看，所谓「非专职的传教士」就是指跟非基督徒接触的平信徒，他们可能成为教会最大的传教力量。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葡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 从1552年到利玛窦1583年到达中国，共有32名耶稣会、24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试图在中国定居，但都未成功。直到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始以“番僧”的身份到达肇庆，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历史。此后，耶稣会陆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 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
1678年(康熙十七年)，在清廷钦天监任职且深受皇帝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致信欧洲教会，请求增派传教士来华。得知南怀仁的请求后，路易十四认为这是扩大法国在东方影响的极好机会，立即决定派遣耶稣会士来华。他任命白晋等6名法国教士为“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中国传播天主教，并访查民情地理，以广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