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大岗镇有哪些名人

临川大岗镇有哪些名人

临川公主，即唐太宗第十二女，生母韦贵妃。

先说说其母韦珪，根据韦珪本人出土墓志铭的记载，其于武德年间以良家入选秦王府，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不过墓志铭上虽然称韦氏是以良家的身份入选秦王府，然而事实上韦氏并不是首嫁，她的第一任丈夫是隋代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

隋朝末年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后父子均被杀，而韦氏因是罪犯家属，按律被充入宫中为宫婢。李渊在长安即位后李世民进封秦王，韦氏作为宫婢被分配到秦王府侍奉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李渊登基后虽然曾大赦天下，但大赦赦免的是罪犯，与释放掖庭宫人是两回事，韦氏根本不可能在武德年间被放出宫回到家中，所以墓志上说韦氏是以良家受选，很明显就是粉饰之语。至于某些网文里广为流传的，秦王李世民在路边对韦氏一见钟情的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有一些不靠谱的网文信口开河，认为在长孙皇后过世后，唐太宗的后宫是由韦贵妃一手掌管的。然而事实上是，即使身为贵妃，若没有皇帝的授意同样没有权利掌管后宫。

例如唐高祖的万贵妃，《旧唐书·李智云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表明万贵妃能够对后宫诸事有“谘禀”的资格，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若没有唐高祖的特许，万氏即使身为贵妃也没有权利掌管后宫。

再看唐宪宗的郭贵妃，“群臣三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唐宪宗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郭氏虽然只封了个贵妃，但却是唐宪宗未登基前娶的结发妻子，只因唐宪宗怕自己的风流猎艳被限制，从而不肯将其立为皇后。若身为贵妃便能理所应当地掌管后宫，那唐宪宗又何必再多此一举。

何况能够执掌后宫对于宫妃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即使是多位嫔妃共同管理后宫，史书也同样会记载下来，陈后主的张贵妃统摄后宫，隋文帝宣华夫人、容华夫人共同代掌后宫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刘浚的列传也特意花了一番笔墨记载着其母潘淑妃（刘宋时淑妃仅为正二品九嫔，而非正一品的三夫人）掌管后宫一事。

不仅史书上会记上一笔，就连墓志铭这种没事也要夸两句有事更要夸了再夸的东西上，也绝对会大书特书一番。甚至哪怕韦贵妃并没有代管后宫这么大的权限，只是有些参与权，她的墓志上也不可能只字不提。比如朱元璋的宠妃孙贵妃只不过是辅佐马皇后治理后宫，此事不仅见载于《明太祖实录》，野史《胜朝彤史拾遗记》中亦有记载，宋濂在撰写孙贵妃的墓志时更没有放过这一莫大荣耀：“成穆贵妃孙氏……佐皇后以理，内治宫壼肃雍，上下咸无怨者。”。而韦贵妃的墓志早已出土，志文中对她多有浮夸溢美之词，但对所谓的代管后宫一事却绝口不提，可见韦贵妃代掌后宫一事，实属现代人的想当然耳。

韦贵妃不仅本人无宠，就连她的家族和子女所得到的待遇都很寒酸。按照唐制，韦贵妃作为正一品四妃，她的母亲本可以获封正四品郡君，但是其母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不曾得到过郡君的封号。直到韦贵妃因为母亲的逝世而表现得异常悲痛，“哀号荼毒，毁瘠弗已”，唐太宗这才象征性地追赠了韦贵妃之父韦圆成一个徐州都督的官衔，韦贵妃之母仍旧没能得封郡君。而韦圆成生前便已是隋朝的开府仪同三司、陈州等二州刺史、郧国公，唐太宗追封的官职远远比不上韦圆成生前的地位，可见唐太宗的追封不过是敷衍之举。

不仅如此，韦贵妃所生育的临川公主与纪王李慎论起待遇，在唐太宗同样庶出的皇子公主中也是比较差的。纪王李慎是韦贵妃唯一的儿子，虽然很有才华，在襄州处理政务的能力也非常出色，甚至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然而唐太宗并没有因此给予李慎格外的关注或赏赐，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了，这才褒奖了他。

至于韦贵妃的长女李氏，是她与前夫李珉的女儿，母女二人一起籍没进宫，但李氏都20岁左右了，其母韦贵妃仍不能自主安排女儿的婚事。直到贞观四年突厥来降，唐太宗为了安抚众多来降的突厥贵族，这才将仍旧是宫婢身份的李氏封为定襄县主，代替李唐的宗室女，嫁给在贵族眼里堪称婚配最末等的胡人为妻。

虽然有人因此认为李氏得封定襄县主是唐太宗将她认作继女的标志，然而唐太宗若真的将定襄认为继女，那么定襄就应该和文成公主、弘化公主一样，封的是公主而不是县主，墓志上也不会明确记载定襄不过是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而应该像弘化公主那样，直接记载为“陇西成纪人”“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

定襄嫁给阿史那忠后，阿史那忠便被唐太宗派去出塞，塞外的生活远比中原艰苦，别说定襄一个中原人受不了，就连阿史那忠本人享受过了中原生活都不愿再忍受塞外的寒苦，所以见到使者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让他回到长安——唐太宗如果真的宠爱韦贵妃，又何至于让她的女儿去遭这份罪？

韦贵妃的次女即临川公主，而之所以说临川公主的人生是慢半拍，完全是因为临川所应得的荣誉总要比其他公主慢上良久。比如与临川同龄的公主早早就得到了册封，唯独临川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足足晚了13年；又比如唐高宗永徽元年，别的公主都顺利进封为了长公主，唯独临川的长公主封号比其他姐妹整整迟了19年才得到册封；再比如进封长公主后不少公主都有相应的加实封，多则三百户，少则五十户，临川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加封。

那么临川公主这些应得的荣誉为什么总要比别人慢上半拍才能得到呢？这就要从她本人的生平说起了。

根据临川公主的墓志记载，贞观初年的时候唐太宗避暑九成宫，身在长安的临川曾上表请安，唐太宗看了后颇为赞赏，并为其取字“孟姜”，还“寻封临川郡公主”，然而临川真正受封公主却是在贞观十五年。“寻”是不久的意思，但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五年，整整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唐太宗对这个女儿比较看重与关心的话，又为何会事隔十几年，直到女儿已经18岁了，这才想到要给她一个封号呢？

而且从史书记载和出土的册封诏书来看，贞观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临川公主正式进行册封，唐太宗却并没有留在长安参加仪式，而是早在十八日的时候就已经离京驾幸850里之外的洛阳宫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临川册封的前几天，即十五日，文成公主进藏。也许正是为了避免和亲的可能，贞观十五年时，宗室里诸位大龄公主、县主们纷纷册封的册封，嫁人的嫁人。比如年已20的文安县主就是在正月五日受到册封的，十四日便匆匆出嫁了；18岁左右的和静县主也是在这一年出嫁的；21岁的淮南长公主同样是在这一年才嫁出去。所以被父亲遗忘良久的临川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便得到了册封，也极有可能与之有关。

同样根据墓志的记载，贞观十七年临川的实封加至350户，有人因此认为临川的350户实封是和太平公主的待遇一样，但太平公主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一早就有了实封350户，与临川这样册封后过了整整2年，直到出嫁后实封才加到350户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何况贞观十七年正是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国庆之际，唐太宗欣喜之下又是大赦天下，又是赐酺三日，各级官员均得到进爵，临川的实封极有可能便是因此而加封的。作为佐证，贞观十六年册封为衡山公主的新城长公主墓志上，同样记载之后有次“汤沐增赋”，可见临川的350户实封不过是当时唐太宗的女儿们都有的集体待遇罢了，所以连一向浮夸成风的墓志上也丝毫没有提及这次加封是临川独有的荣耀(更别提史书了)。

临川出嫁后，便跟随驸马离开了京城远赴任上，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一路旅途跋涉，匆忙赶回长安。但丧礼结束后，临川再次随着驸马远离京城远赴边地。也正因为这样长久且遥远地离开自幼成长的长安京城，临川跟着驸马周道务再次风尘仆仆地离开时，留在长安的是不舍，是思念，是无奈。

说到临川的驸马周道务，则不得不令人心生另一番感慨：临川贵为贵妃之女，所下嫁的驸马周道务，论家世，却堪称是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垫底的。

且看与临川同样庶出的公主们：襄城下嫁萧瑀之子萧锐，南平下嫁王珪之子王敬直，遂安下嫁窦逵，豫章下嫁唐俭之子唐义识，巴陵降平阳公主之子柴令武，普安降史大奈之子史仁表，东阳降高士廉之子高履行，清河降程知节之子程怀亮，兰陵降窦怀悊，晋安降韦思安，安康降独孤谋，新兴降长孙曦，高阳降房玄龄之子房遗爱。

临川的驸马周道务虽然出身汝南周氏也算是个贵族，但无论是在哪个朝代，汝南周氏都算不上是多高级的门第，远远无法与山东士族、陇西贵族、江南华族相提并论。更别说其他同样庶出的公主们嫁的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子，便是太穆窦皇后、长孙皇后的族人，又或是京兆韦氏、独孤信的后人，这些驸马的家世都远非汝南周氏可以企及的。

即便是普安公主的驸马史仁表，其父史大奈是突厥族，但史大奈早年跟着唐高祖打天下为唐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不仅是元从功臣，还追随李世民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所以在贞观时期，史大奈早已是正宗的唐人，只不过民族是突厥族的而已，与贞观四年时因战败归降的突厥人决不可同日而语。

且史大奈在两唐书中均有单独列传，而周道务的父亲周孝范在《旧唐书》却中鲜有提及，《新唐书》中也不过寥寥数语，连独立的传记也没有；史大奈被封国公，周孝范只是郡公；史大奈名列开国第一功臣表之中，周孝范则没有。所以尽管周孝范本人的墓志上一再强调自己是功臣，并且深得皇帝的看重，然而唐人墓志一向爱贴金已不是新闻，如果周孝范真的如此居功甚伟，史官为何不在史书上将他单独列传，周孝范又为何凭借如此显赫的功劳竟然连凌烟阁功臣都没能封上，甚至日后皇帝颁发的开国第一功臣表中也丝毫不见周孝范的身影？

由此可见，周道务的家世确实在所有驸马中是最差的。

通观临川的墓志，特别是“驸马以克清边难，驿诏入京，公主随行，途中大渐，恩敕便令于幽州安置……薨于幽州公馆”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临川的一生虽然看似平稳，然而背后却是看不见的凄凉。

临川出嫁后就随丈夫到地方上任，是众姐妹中唯一一位在唐太宗活着时远离长安的公主。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回京，甚至年近60的时候，还不得不跟着驸马在远离长安3589里的边关营州辛劳，且不能享有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

等到临川好不容易等来驸马奉诏返京随行的机会时，又病困在幽州半路，而周道务以公务为重，无法一直陪伴在公主的身边，只有庶出的长子（陇州司功）与临川嫡出的四子周季童（左千牛）能够偶尔前来看望，以慰临川病中相思之苦。3年后，临川最终客死在距离长安东北2520里的异乡。

也正因为长年累月地过着远离京城，苦守边疆的生活，随着年岁渐长，对长安亲人的思念，对繁华京城的渴望，这些心情渐渐吞噬着临川，再加上早在永徽元年便该得到的长公主的封号迟迟没有得到进封，唐高宗年间，临川不得不再次提笔仿效当年向唐太宗上表请安的举动，向唐高宗奉上了一篇《孝德颂》——此举虽然得到了唐高宗与武后的嘉许，但最终并未能让她从遥远的大唐边疆回到故土长安。不过至少在苦苦期盼了19年后，总章二年的时候，临川公主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受封长公主的诏书，至于实封，诏书上则明确写道“封并如故”，也就是说临川并没有因为进封长公主而被加实封。

事实上也正因为临川公主迟迟未被册封为长公主，所以墓志上在提及这件事时，也只是以“进封长公主，从朝例也”这样的话草草一笔带过，丝毫没有以此为荣耀。

综合墓志上的记载以及史书上简略之至的事迹，临川公主最终给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她历经唐太宗与唐高宗两朝，她的人生并不顺遂得意，但她面对每一个皇帝都能充分利用自己能文工书的特点，抓住有利的时机撰表上颂。

而临川公主之所以会有这些看似圆滑实则无奈的举动，也完全是被现实所迫。毕竟临川公主的生母韦贵妃不得宠于唐太宗，而古代流行的便是子以母贵，如果生母不得宠，其儿女也很难得到父亲的宠爱。作为一位备受冷遇的公主，作为一位人生中处处要比其他姐妹慢半拍的公主，临川公主自然不得不善于经营这些逢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