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四世同堂名句,要分析老舍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什么可写的呢?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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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时间 2021-05-23 18:12
- 提问者网友:心牵心
- 2021-05-23 12:25
老舍四世同堂名句,要分析老舍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什么可写的呢? 20分
最佳答案
- 五星知识达人网友:蓝房子
- 2021-05-23 13:58
在老舍的作品中,作者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市民世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三类形象来构成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这是老舍市民形象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成功的形象。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只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这里所说的城里人/乡下人,不是他们的户籍概念,而是表明他们身上的文化符号。城市和乡村,从理论上说代表着现代和保守,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的文化本性并没有城市化,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城市里的现代观念的影响,而固执地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的,保守而闭塞。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奴才式的人物,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生活得过且过……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了和阿Q相近的品格。(注意和鲁迅的比较:乡村/城市;彻底否定甚至偏激/温和、批判、眷恋;风俗画/全方位)
《离婚》中的张大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他小心翼翼地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他的使命和职责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因为他认为离婚就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这种由婚姻观念而延伸出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观念就是封闭和自足。当然最后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顺应天命而不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也就是堵上自己家的院门,准备好粮食和咸菜;依然准备过生日;依然不忘“礼节”;(P74)“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求消消停停地过不愁吃穿的日子,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甚至可笑地认为日本侵略是看上了卢沟桥的狮子,因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
应该注意的是教材中提到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也属于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点。这个形象跟巴金《家》中间的觉新的形象比较类似,他们虽然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已经和老派的人不同了,但他们由于家庭的角色和身份的不同,(长房长孙),承担的家庭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包容了较多的传统成分,因此往往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尖锐的矛盾,表现出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思想的困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能够意识到为国尽力的责任,但又不得不忍辱偷生,他鼓励和支持弟弟出走,去投入抗日斗争,但自己却不能同行,他得留下来“尽孝”。“他好象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祁瑞宣的矛盾和痛苦是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不能兼得,而本质是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因而只能在徘徊矛盾中苟且偷生。
对于这些“老派市民”形象,作者主要通过揭示人物的精神病态,批判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也写了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进程。
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体现了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表现出对我们民族保守、落后、封闭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但是老舍的批判态度和鲁迅不同,他没有鲁迅那样偏执和锋芒毕露,不激进,不追赶潮流,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抱着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对于新派人物的描写,主要写其......余下全文>>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这是老舍市民形象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成功的形象。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只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这里所说的城里人/乡下人,不是他们的户籍概念,而是表明他们身上的文化符号。城市和乡村,从理论上说代表着现代和保守,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的文化本性并没有城市化,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城市里的现代观念的影响,而固执地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的,保守而闭塞。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奴才式的人物,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生活得过且过……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了和阿Q相近的品格。(注意和鲁迅的比较:乡村/城市;彻底否定甚至偏激/温和、批判、眷恋;风俗画/全方位)
《离婚》中的张大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他小心翼翼地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他的使命和职责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因为他认为离婚就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这种由婚姻观念而延伸出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观念就是封闭和自足。当然最后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顺应天命而不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也就是堵上自己家的院门,准备好粮食和咸菜;依然准备过生日;依然不忘“礼节”;(P74)“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求消消停停地过不愁吃穿的日子,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甚至可笑地认为日本侵略是看上了卢沟桥的狮子,因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
应该注意的是教材中提到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也属于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点。这个形象跟巴金《家》中间的觉新的形象比较类似,他们虽然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已经和老派的人不同了,但他们由于家庭的角色和身份的不同,(长房长孙),承担的家庭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包容了较多的传统成分,因此往往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尖锐的矛盾,表现出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思想的困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能够意识到为国尽力的责任,但又不得不忍辱偷生,他鼓励和支持弟弟出走,去投入抗日斗争,但自己却不能同行,他得留下来“尽孝”。“他好象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祁瑞宣的矛盾和痛苦是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不能兼得,而本质是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因而只能在徘徊矛盾中苟且偷生。
对于这些“老派市民”形象,作者主要通过揭示人物的精神病态,批判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也写了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进程。
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体现了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表现出对我们民族保守、落后、封闭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但是老舍的批判态度和鲁迅不同,他没有鲁迅那样偏执和锋芒毕露,不激进,不追赶潮流,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抱着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对于新派人物的描写,主要写其......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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