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方言的重叠

兰州方言的重叠

提要：①兰州方言部分名词、量词可以重叠。前者具有[+个体]的范畴性语义成分，后者具有[+范围]的范畴性语义成分。名词、量词重叠具有小称作用，有时具有可爱、亲昵的色彩，重叠可以分别加“子”尾和“儿”尾，形成“××子”、“××儿”两式，二者具有词义色彩上的区别。②兰州方言亲属称谓的名词，属于男性系列的一般不能重叠，属于女性的大多要重叠。兰州方言表牲畜名称的名词中只有“驴、狗”两词可以重叠。
1.0 名词的重叠。
兰州方言的一部分名词可以重叠，例如：刀刀 洞洞（小窟窿） 豆豆 柜柜 板板 底底 垫垫 套套 本本 绳绳 刷刷 尖尖 顶顶 带带 纸纸 门门 棍棍 核核 圈圈 盖盖 铲铲 碗碗 匣匣（小盒子） 勺勺 台台（小台阶） 筐筐 盆盆 桶桶 缸缸（小茶缸之类） 帽帽 网网 罐罐 旗旗 巷巷 碟碟 蓝蓝 杆杆 锤锤 缝缝（小缝儿） 帐帐（小帐子） 袋袋 抽抽（衣服上的口袋、小布袋） 甲甲（背心儿） 蛋蛋 皮皮 格格 坎坎 盒盒
这些可以重叠的名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1 这些重叠形式的名词均可以量词“个”论记，如：“一个刀刀、两个刷刷、三个铲铲、四个缸缸”等，余类推。可以重叠的名词有一个共同的范畴性愈义成分（1），它们都表示个体，记作[+个体]。
1.2 名词重叠后具有小称作用。所以一些所指不可能小的名称一般不能重叠，如“*山山、*桥桥、*床床”等，除非在某种特定语境中（如“床”指玩具床时），尽管这些名词在兰州方言里也以量词“个”论记。名词重叠后前加修饰语“尕”（小）是最常见而顺畅的，如“尕刀刀、尕洞洞、尕豆豆、尕柜柜“等。
1.3 与小称作用相关，名词重叠后具有可爱、亲昵色彩的倾向。可爱、亲昵色彩的确立往往受到说话人心理选择的制约，比如：当“颗颗”指脸上的小暗疮、“皮皮”指脱下来的小皮屑、“疤疤”指小疮疤时人们一般不会把它们视为可爱、亲昵之物。所以小称作用并非一定同时伴随着可爱、亲昵的色彩。
1.4 名词重叠后可以分别加“子”尾和“儿”尾，形成“××子”、“××儿”两式。但两式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关键在“子”和“儿”的区别上，词尾“子”往往具有中性色彩，有时也体现贬义色彩；词尾“儿”则具有褒义色彩的倾向。“××子”由于有了具有中性色彩的“子”尾，所以使得“××”部分原来可能具有的可爱、亲昵的色彩减弱了，甚至被抽取了出来，只剩下了小称的作用的部分，所以“柜柜子、板板子、底底子、垫垫子”等等似乎只能看作具有中性色彩同时兼具小称作用的名词。正因如此，“××子”的数量大于“××儿”。个别“××儿”不能换成“××子”，比如“手手儿”（专指婴儿的小手），就没有相应的“手手子”，因为婴儿的手总是可爱的。更多的情况则是“××子”没有相应的“××儿”，尤其是“子”体现贬义色彩的时候，例如“颗颗子”、“皮皮子”、“疤疤子”、“纸纸子”（一般指被当作垃圾的碎纸屑）、“虫虫子”（虫子）、“蛾蛾子”（蛾子）、“蝇蝇子”（苍蝇）等。顺便说一下，单音节名词或没重叠双音节名词加“子”尾“儿”味也有类似以上的区别，由于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可另文讨论。
二
2.0 量词的重叠。
兰州方言有一部分量词可以重叠，分以下两类：
A类 一缸缸茶 一碟碟菜 一桶桶水 一篮篮果子 一筐筐梨
一碗碗汤 一铲铲瓜子 一勺勺饭 一罐罐油 一抽抽豆子
B类 一串串葡萄 一对对手镯子 一伙伙人 一把把沙子
一堆堆土 一摞摞书
A类量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器量词或叫临时量词（指从名词那里临时借用），B类量词就是所谓的集合量词。这两类量词的重叠并不象普通话那样含有“每一”或“逐一”的意思，它的作用与名词重叠的作用完全一样，首先是表小称。A类容器量词一定是在所指容器盛载的量偏小的情况下才能重叠，如果是一大筐梨、一大罐油，那么，“筐”、“罐”就不能重叠。B类集合量词也一样，如果是一大串葡萄，则“串”不能重叠；如果是一整套《汉语大词典》叠成一摞，则不能说“一摞摞”。有些集合量词似乎压根儿就不能“小视”因而没有重叠的机会，比如“群、帮”等，“一群狼”的数量在说话人看来一定不少，而“一帮人”的数量肯定要比“一伙伙人”的数量要多。量词的重叠有时也有可爱、亲昵的色彩，其后亦可跟“子”尾“儿”尾（如“一缸缸子/儿茶”、“一碟碟子/儿菜”等等），二者的区别也与前面讨论的名词重叠加“子”尾“儿”尾的情况一致，无庸赘述。
附注
（1）参看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2）参看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3）参看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4）参看兰大中文系语言研究小组，“兰州方言”第六章第一节，《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二期。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北京。
（5）兰州方言表亲属称谓名词的重叠，应属非自由语素的重叠。
（6）“兄弟、弟弟、妹妹、姑舅兄弟、姑舅妹妹、两姨兄弟、两姨妹妹”都是背称形式，面称则直呼其名或唤乳名。“姑舅哥、姑舅姐姐、两姨哥、两姨姐姐”也是背称，面称只用“哥、姐姐”。
（7）舅父和舅母两词在兰州话里分别称作“阿舅”和“舅母”，这种称谓形式似与兰州话整个亲属称谓系统不相匹配，这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文轩先生的看法，我赞同这个看法。兰州话称谓系统中只有“阿舅”这个词是有词头“阿”的。这使我想起了“阿姨”一词，兰州话里的阿姨并不是对与母亲同辈的女性的称谓，而是专指幼儿园的阿姨，是一个“外来词”，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兰州用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很“洋气”（按六、七十年代兰州人管普通话叫“洋话”）。与母亲同辈的女性兰州人仍称之为“姨姨”，而且必须重叠。至于“舅母”则与普通话的说法一样，所以“阿舅”和“舅母”的来源还需进一步研究，我们不排除这两个词是“外来词”。
主要参考文献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庆株（1998）：《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炜，男，1960年出生于兰州市，现为中山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1982-1985年在兰州大学攻读现代汉语硕士研究生，师从黄伯荣先生，1985年起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在《中国语文》、《中国语文天地》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1999年师从唐钰明先生攻读汉语史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