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姚渊明的作文

关于姚渊明的作文

1对于陶渊明的认识还是要数初中的那篇桃花源记了，虽然学了关于他的几篇文章，觉得通过他的文章所表现的没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也没有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积极追求，更没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国情怀。俨然一切都冲淡自然，诗情画意，消极面对社会。年岁稍长，若在读曾经的文章，沉下去咀嚼，便能读出其中的苦涩，再品，是苦后的回甘，却多了几分性情。
对于东晋，在我看来是一个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外戚掌权的朝代，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的陶渊明，年少有志，但对于统治阶级和黑暗政治的不满，辞官归隐，过上了隐居生活，写了大量的田园诗，并成了山水田园诗的创始人，而他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隐士，菊花也因为他成了花中的隐士。
曾经读过许多或是怀才不遇，或是抒发远大理想，抑或是表现自己高洁情操的文人骚客们的激扬文字，读的多不免也有些乏味，疲倦了。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发现唯有陶渊明和沈从文是那么的神似，有着相似的经历，同时，这两位也是最远离于政治，有意保持于时代的疏离的。而这种疏离反而是他们的作品获得了超出时代的审美价值。
陶与沈的作品都是源于性灵的，但我极力冥想二者的不同，翻阅着二人的经历，品读着二者的文章，神似之下，沈的魅力更多的是源于自然，源于古朴厚重的湘西，对于人性美的追求，通过边城所展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纯洁的爱情及旺盛的生命。
而看陶，以我的才疏学浅，难以看出在他的文章中有任何来自前人的影响，陶在他的文中描绘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以及归隐后的快乐自由却暗含隐隐的痛，家国天下的情怀以另一种方式体现。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二者有着最大的不同，就是沈从文一生重要作品都创作与早期，而陶渊明的文章都是写于辞官归隐后。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通过他的湘西硬生生的闯入中国文坛，但因为环境再也无法写出超越《边城》的文章了，后来又由于政治原因因此沉沦而转入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而陶渊明辞官归隐后，通过大量的田园诗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永远缅怀。而人们对陶的缅怀仅限于他的文章中，谁也不知道桃花源在哪，那个美好的社会仅存在于自己的心中。不像沈从文，他的作品使凤凰一跃成为热门旅游景点，很多人正是因为沈从文而去的凤凰，探寻他写道的山和水。
陶渊明没有激昂文字，没有缠言蜚语，用他特有的文字诠释了一位老人的失意与孤楚，辛酸与无奈。
2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五

这是一首明白如话的诗，任何时代的汉语读者都无须引领，即可进入诗境，而且都知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句好诗，为这一悠然的诗境神往不已，甚而在恍惚中觉得自己就是陶渊明，或五柳先生，在某处山脚的树荫下“不求甚解”地眯着眼，度过一刹陶然的时光。自然，他们有理由这般享受陶渊明，但他们不应忽略了陶渊明还是一位有着不可企及的境界的大诗人，“不求甚解”是一个参透了生命的高度与深度的人所追求的一种浑融状态，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浅尝辄止——能使这样的大诗人“欲辩已忘言”的“真意”，可不是简单的。
历来认为，“欲辩已忘言”的出处是庄子《外篇》中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踢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踢；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捕鱼的器具是为了水里的鱼，得到了鱼之后，即可将它弃置一边；捉兔的装置是为了奔跑的兔子，得到了兔子之后，即可将它弃置一边；语言的功能是为了隐藏的“真意”，得到了“真意”之后，亦可将它弃置一边。其要旨与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实际上大相径庭，倒是与艾略特的《四部四重奏》中的“上季的水果已然吃净，吃饱的野兽便踢去空桶”如出一辙。依我的理解，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除了表明一种与大自然浑然相融的醉意外，至少还应有这样的两层含意：一层是，当他欲说出这诗境中感悟的“真意”时，却发现根本无法言说，寻找不到用以来表达的语言；另一层则稍隐些，就是说他既已得到了其中的“真意”，实际上已无须言说——而如果试图言说的话，反而会使“真意”在言说中遗失。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或者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日后实际上就是在其教主陶渊明所拟定的“欲辩已忘言”这一教义中发展的，它试图在语言中呈示一种水中之月的诗境，让“真意”蕴藉其中，任读者去体悟，为一种永恒的无法逼近的魅力而诱惑。我曾见有学者将陶渊明与英国大诗人华滋华斯并论，探讨中西诗各自的特色。确实，他们相同的地方很多，都是东西方这两个最伟大的诗国的一流的诗人，大自然的诗人。但论者责备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没能象华滋华斯的诗那样，动辄数十行，甚而上百行地来对“此中”的“真意”进行讨论，辨析，而目为中国诗的短处。其实，他刚好说反了，华滋华斯那数十上百行的探讨，辨析，虽一时痛快淋漓，最终却将一个无法言说的诗境给肢解了，或者说狭小了诗境——他正处于陶渊明不愿站立的位置，因而，他没能象陶渊明那样见到“南山”。他只是得到了一些关于“南山”的哲学见解，这些见解是会在时间中褪色的，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观察“南山”的不同的角度。而陶渊明的“南山”却始终浑然地立在那里，雨后一般的清新。
说是陶渊明发现了“南山”，大概不会引发争议，一千五百多年来，他一直牢牢地掌握着这个专利。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称作《饮酒》诗的华彩部分，甚而中国古典诗的一个至境，想来也不会有异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稍爱古诗者，无不会背诵这两句，热心的追随者还会在居所的周围种植上菊花——这于不同层次的人皆很方便，也很相宜。他们见到了“南山”没有？恐怕不会乐观——但他们又觉得这两句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无以言说的魅力，无法舍弃。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的目的性太强了。即使是陶渊明，在“种豆南山下”的时候，也没能见到“南山”，南山此时只是一个劳作的背景。“悠然”说来容易，做到却不易，它体现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风与水的心境，就如同那位孤独的渔人，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溪边的漫行——他因此偶然地进入了“桃花源”。而当他与那些高尚士们怀着某种目的，直奔“桃花源”时，则“遂迷”，“不复得路”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一幕场景：一个秋日的光线与时间中，陶渊明随意地在他的东篱边踱着步，那些风中摇曳的秋菊，仿佛大自然的神奇的呼吸与韵律，恍惚中向他暗示着什么……他弯下腰，采下一朵，试图移植于自己的手心。当他以一种植物的惯性重新直起身时，一个奇迹出现了，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南山”，浮动于他手中的菊花或金色或白色的光晕中——他的眼睛，菊花，远处的峰峦，偶然而奇妙地构成了三点一线。在这个角度上，陶渊明手心的菊花，就相当于渔人在“林尽水源”处所得的“仿佛若有光”的“小口”，具有一种关键性的引领作用，而此刻的“南山”，就是“桃花源”。
“悠然见南山”的“见”，在《文选》《艺文类聚》本中曾作“望”，《东坡题跋》对此评判到：神气索然矣。“望南山”为何神气索然，“见南山”为何意境精彩，实因为这个“见”字，含有一种自然“呈现”的意思，就如同“桃花源”在渔人面前的偶然而奇妙的呈现；而“望”字，则带有一种寻觅索求的姿态——这样的姿态中，“桃花源”与“南山”将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迷失，徒遗一片石头。关于“南山”，我现阅的《饮酒》诗后有这样的注释：江西庐山。或许注者还认为庐山这一风景名胜增添了陶诗的诗意。但说实在的，它完全败坏了我的兴致，比“望”字更令诗境索然。在陶诗给予我的想象中，“南山”的形象，似乎应是一抹淡蓝的色彩，为峰峦的线条所勾勒，浮动于时间与空间的某个距离，既不能逼近，却也并不遥远。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从未尝试去探讨这一神奇的距离，因为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的“真意”，在很大程度上，便存在于这一距离所撑开的空间，我害怕在探讨中将“真意”，将“南山”遗失。至于庐山，则不然了，我可以很容易地从我的所居地测量出到达它的陆路或水路距离，当地旅行社的广告更简洁：“庐山三日游”——就是说，只需三日的时间，即可穿越它。而对于神奇的“南山”距离，不仅现有的尺寸不能提供帮助，而且在我们与它之间，至少还包含着两种距离：由我们的眼睛到纸上文字的一段；再由文字到诗境中“南山”的一段。对于前一段距离，我或许还可以比划一番，对于后一段距离，干脆就是无所适从。无法得路之际，我想，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即寻找某种参考，来想象一下那段诗意的距离及空间。
博尔赫斯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小圆盘》，说是有一个国王，陷入了四处流亡的境地，但只要他的手心还握有一个小圆盘，他就仍然是国王。这个小圆盘只有一个面，似乎没有厚度——这在常识与经验中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如果撇开实用实利的目光，我们将会很快发现，我们常见常说的“水中月”即是一例。博尔赫斯是阿根廷当代享有世界盛誉的大诗人，如陶渊明的隐居于田园，这个中年失明的人几乎终生隐居于书籍与文字之中，隐居于自己的诗的王国，因而，他对于文字与它的诗境的感觉，有着超常的敏锐。他的“小圆盘”在某种意义上，所指的就是中国古典诗论中“水中月”的诗境，它象征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诗之王国。这个“水中月”式的“小圆盘”的构成要素，自然是文字——它同样具有着单面的特征，而对于诗人来说，只要控制了它，就控制了一个王国，就是国王。这个王国的疆域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大，手指即能划出它的边沿，也显得很单薄，但它真正的疆域却存在于它的单面之后——它随着时间而无限地延伸，没有终结，没有朝代的更替，它与时间一样，是没有底的——这也是它只有一个单面的缘故。在勾勒了这个“水中月”式的“小圆盘”后的诗意王国之后，现在或许可以这么说，陶渊明的“南山”就存在于这个没有时间疆域的王国之中，而且可以是在这个王国的任何一个位置。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我”，曾不择手段地想得到那个“小圆盘”，但他失败了，“小圆盘”一闪不见了。他徒然地用斧子在消失的地方做了标记，就仿佛离开了桃花源的渔人一般——他一直在找，但一直也没有找到。
颇为遗憾的是，今天的读者已很少提到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它约写于南朝·宋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六十三岁，他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去世。这三首《挽歌》的伟大，当不在《饮酒》之下，古人曾将它与孔子的曳杖歌（“泰山其颓乎”）相媲美。在这组诗中，诗人提前为自己举行了葬礼，设想了被送葬的一幕幕场景，其深刻的悲悯，真实的荒诞，直是属于现代文学的。诗篇的最后四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鲁迅先生曾在他的感人至深的《纪念刘和珍君》中引用，使之更为著名。但大多数读者对此的理解，恐怕还是一种生命必然归宿的怅叹，以及青山何处不埋人的旷达，他们往往忽视了这座山不仅仅是一座由土石构成的青山，还是一座有着时间中不会凋零的青色的“南山”——这两座山在某种意义上，分别代表了陶诗的可及与不可及处。实际上，陶渊明对鲁迅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深刻，尽管他们的性格是如此迥异，但在深层的山脉上是相通的。《野草》中有一首杰出的散文诗《死后》，即是描写“自己”死后的各种荒诞境遇，直是陶渊明的《挽歌》的现代版本，甚至鲁迅的遗嘱式的《死》一文，亦有着某种浓郁的陶渊明的味道。所以，鲁迅为了自己的陶渊明，与朱光潜曾有过一番颇为不给面子的论争，并非毫无缘由。当然，在我们后人看来，两位先贤的陶渊明都没有错，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观察到的“南山”，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亦由此进入了各自的“南山”——如陶渊明在《挽歌》中所吟咏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