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说文解字》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说文》主要是一部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关於《说文》的内容、体例以及它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一般文字学方面的著作都已谈到，因此我们这裹仅仅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去阐述它的地位和价值。

首先，《说文》的出现，标志著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因此，《说文》是文字学上的开创性的著作，具有创学科的意义。

在《说文》以前，也曾出现过一些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它们是：(1)《史籀篇》；(2)《仓颉篇》；(3)《爰历篇》；(4)《博学篇》。《说文解字·叙》说，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西汉时，把这三部字书合称《三苍》，也统称《仓颉篇》。见於《漠书·艺文志》的字书还有下面四部：(5)《凡将篇》，司马相如作；(6)《急就篇》，史游作；(7)《元尚篇》，李长作；(8)《训纂篇》，扬雄作。以上八部字书，只有《急就篇》流传至今。这些字书，与其说是字典之类的书籍，毋宁说是学童的识字课本，它们只是为《说文》的撰写提供了一些文字材料，因此，只有《说文解字》才算得上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内容丰富而自成体系的字典。

《说文》是我国文字学、字典学的起点，许慎是我国文字学的创始人。在《说文》的直接影响下，曹魏张揖有《古今字诂》、晋吕忱作《字林》、梁顾野王撰《玉篇》、宋司马光等人编《类篇》，其部首体例与《说文》相似。明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仍然采用《说文》的部首体例，只是有所归并和省减而已。南唐徐钻撰《说文解字系传》，是一部研究《说文》的著作。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鼎盛时期，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自“乾嘉以来，关於《说文》之著作品，不下二三百种之多”(《说文诂林评语》引于右任语)，形成了专门研究《说文》的一门学科——《说文》学。

其次，《说文》在训诂学和词汇学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由於《说文》分析每一个字的形体结构，造就使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形体来考察字的本义，即造字时文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颜之推说：“大抵服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氏家训·书证》)尤其对於那些本义早已隐晦的字，通过《说文》，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理解它们。例如：“自，鼻也，象鼻形。”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这一意义的例证，但在卜辞中有这一意义。“而，须也，象形。《周礼》‘作其鳞之而’。”“而”的本义在古书中极少使用，一般用的是假借义。

对於古书中比较常用的字，我们也可以通过《说文》的解释知道本义，然後通过本义了解引申义。这是以简驭繁，彻底掌握词义的一个重要方法。例如：

向，北出牖也，从冖从口。《诗》曰：“塞向瑾户。”

习，数飞也，从羽白(自)声。

从“向”的“北出牖”这一本义出发，便可以得到“朝向、对着”，“方向、趋向”，“归向、敬仰”，“接近”这四个由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据《辞源》，下同)。从“习”的“数飞”这一本义出发，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复习、练习”，“学习”，“通晓、熟悉”，“惯常、习惯”，“亲幸的人”，“重叠”，“因、相因”等七个引申意义。於此可见《说文》在训诂学和词汇学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虽然我很聪明，但这么说真的难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