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特质?（2000字左右)

理性主义（Rationalism） 欧洲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上的一种哲学方法.一般认为随著笛卡尔的理论而产生,17-18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本质上体现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是启蒙运动的旗帜.同时代相对的另一种哲学方法被称为不列颠经验主义,它认为人类的想法来源于经验,所以知识可能除了数学以外主要来源于经验.这里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知识来源以及证实我们所知的一种手段.
理性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的区别在当时并没有被哲学家予以区分,而是后代进行了区分.事实上,有时两者之间的区分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显著.三位主要的理性主义者都认同经验科学的重要性,并且他们在研究方法及形而上学的理论上更接近笛卡尔而不是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布尼兹（Leibnitz).尽管这种区分在著书立作时很有必要,他们在哲学本身来说不是非常有用. 典型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首先本能地掌握一些基本原则,如几何法则,随后可以依据这些推理出其余知识.最典型的持这种观点的是 Baruch Spinoza及Gottfried Leibniz,在他们试图解决由笛卡尔提出的认知及形而上学问题的过程中,他们使理性主义的基本方法得以发展.Spinoza及Leibniz都认为原则上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可以通过单纯的推理得到,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现实中除了数学之外人类不能做到单纯用推理得到别的知识. 笛卡尔的理论相对来说更接近柏拉图,他认为只有一些永恒真理（包括数学以及科学的认知及形而上学基础）可以单纯靠推理得到,其余的知识需要藉助生活经验以及必要的科学手段.更准确地说笛卡尔是一位重视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者,是一位重视科学的经验主义者. 康德（Immanuel Kant）开始时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但是经过休谟（David Hume）的「将他从沉睡中唤醒」的著作的熏陶,他成了理性主义者以及经验主义者的综合体. 现在「理性主义者」表达一种人类行为应该由理性所支配的观点（这种观点被欧洲理性主义者以及类似的经验主义者所认同）.
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第4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
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
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
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
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
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