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最红诗人都有谁呢？

当今最红诗人都有谁呢？

建国后的中国诗人的新诗创作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痕迹，表现在诗歌形态上，即是战歌和颂歌的盛行。即对于人民的歌颂和对于敌人的抨击。个人的声音在集体的大合唱中湮没无闻。个人只有在被集体认可时才有意义，这客观上导致了叙事诗的发达。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是这一时期较有名的诗歌。在这种环境下写出的诗歌，容易粗制滥造，而且严重缺乏个性。

彼岸的风景

50年代以后，大陆本土的诗歌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而海峡对岸的台湾诗人却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激情。他们对中国新诗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对于现代诗歌的借鉴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并且在将现代诗歌本土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独来独往一匹狼
纪弦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始作俑者，曾经制定了现代派的“六大信条”，他继承了大陆二三十年代象征派和现代派的诗风，在台湾掀起一个现代主义的高潮。他的诗作狂野不羁，有一种天地之间独来独往的气势。《狼之独步》《飞的意志》《生之箭》等是他的代表作。他擅长在日常生活中捕捉诗意，并注重锤炼字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他也时有幽默风趣的诗作，而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深沉的悲哀。
二、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以怀乡诗出名，其诗风哀婉流丽，如《错误》一诗以春闺的误会对应旅人的漂泊情怀，蕴含了浓浓的乡愁。而题目实际上也暗寓着对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担忧。其他如《老水手》《船长的独步》《如雾起时》也是如此。郑愁予的诗跟古典诗的意境十分接近，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的古典诗人。
余光中是台湾现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兼容中西，变化多端，成就很大。但就其核心而言，乡愁可谓是他创作的主旋律。他的诗歌中有非常多的古典意象，湘江楚水，秦月汉关，都表明了他对故土的热爱和眷念。他早期创作格律诗受到新月派的影响，多写个人的浪漫情怀，中期则大张现代主义旗帜，到了后期，又复归于现实主义，因此他的诗歌历程可以看作是台湾现代诗歌发展的缩影。他的诗擅用各种修辞手法，并且很重视韵律和节奏，不少歌都被谱成歌曲传唱。
三、诗人之镜
洛夫与余光中被并称为台湾诗坛的双子星座，但他的诗风跟余光中炯然不同。他认为诗歌是个人生命的体验，主要表现人的潜意识和内心冲突，他对传统采取一种反抗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诗歌观。代表作《石室之死亡》十分晦涩，主要用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来探讨人类的命运和价值。他使用了许多西方现代诗歌的手法，认为诗作应该依赖于心灵的自动表现，而不必在乎逻辑和语法的约束。七十年代后，他的诗风有回归现实的趋向，尝试以现代精神来观照历史传统。

朦胧的崛起

朦胧诗的崛起可以说是共和国诞生后诗歌的最重大事件。一大批优秀的诗歌青年，用一种跟前人迥乎不同的语言，驱歌着理想与爱情，呼喊着自由与真诚，他们的诗曾一度被认为是晦涩，但时至今日，他们作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创造者的地位却已经奠定下来。但是朦胧诗的发展不久就被更年轻的一种诗风所扼制，因此朦胧诗的崛起就如人们对它们的称呼一样，短暂而朦胧，只是昙花一现。
一、奔涌的暗流
六十年代当全国人们普遍被政治气候所压迫时，一群诗歌少年开始新诗的探索。郭路生(食指)的诗的《相信未来》曾被广大知青传抄。七十年代这些热爱诗歌的青年开展地下活动，定期交流诗作，许多以后的知名诗人由此诞生。如食指，北岛，芒克，江河，严力等。1978年底，《今天》诞生，意示着新的诗风即将浮出水面。
二、自由的抗争
北岛是朦胧诗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表现出对自由和民主的强烈需求，诗风凝重，语句犀利，具有非常强的概括性。他的《回答》被誉为是一代人的心声。他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在于具有如岩石一般坚韧的质地，许多警句式的诗行给人带来极大的震憾。
三、情感的呼唤
舒婷是新时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朦胧诗人。她的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呼喊人的真诚和包容。《致橡树》表达了女性独立的决心。《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炽热情感。她的诗带有传统女性温情的调子，但又具备现代女性的刚强气质。
四、寻找光明
顾城被称作是“童话诗人”，他的诗歌简单，纯洁，却又能一针见血，直指人心。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传诵一时。他似乎是用孩童的眼睛去看待万事万物，希望寻找他心目中的纯美境界。但这种诗风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一旦他对寻找陷入痴迷，他就很难自拔，因而也会丧失诗歌本应有的智性的光辉。
五、太阳的反光
在朦胧诗的其他诗人中。杨炼，江河两人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史诗意识，追求历史与时代感觉的融合。杨炼的《半坡》《幽居》《降临节》等系列组诗对文化有强烈的自主性追求，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用宁静，质朴的语言，展现了一幅生命和宇宙相辉映的图景。此外如梁小斌，王小妮，严力，也都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诗歌。

诗神的狂欢

朦胧诗的兴盛只维系了短短几年，一群更加年青的诗人便又登上诗坛。而且各种流派，理论纷至沓来，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呈现出无序的混乱状态，并且渐渐变得无法控制。新生代对于诗歌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彻底地把诗歌从政治，哲学等因素中救赎出来，变成独立的个体。或者正因如此，诗神也禁不住翩然起舞，狂欢不止。但是诗歌的过于泛滥和缺乏标准已经开始出现苗头，这意味着诗歌的黄金时代已近结束。
一、“潮水已经漫到脚下”
朦胧诗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旧的诗歌秩序，而长期受压抑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嘣发起出创造之泉，特别是一些接触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年青诗人，他们的诗歌观念的更新可谓一日千里。1984年前后，出现了pass北岛，舒婷的口号，经过几年的蕴酿，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合作举办了《现代诗群体大展》，一共展出了57个诗歌群体的宣言，新生代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突破了朦胧诗刚刚建立起来的地位，开始抢班夺权。新生代诗歌内部的流派之多，风格之异，成分之杂，堪称空前绝后。而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非非”诗派和“他们”诗派。
二、建造巴别塔
“非非”诗派是新生代中理论与创作并重的一大诗歌流派。他们表达的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对任何文化资源必须进行消解，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和解构主义的观念十分接近。“非非”主义作为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对于传统的诗学观如“文以载道”作了彻底的清理，坚持诗歌的个性原则，认为诗歌不应该依赖于非艺术的因素(如政治，道德等)，这对于新诗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始终无法解决一个悖论，即一旦文化被完全消解，则他们诗歌的意义也就完全被抹杀。从创作上看，非非有一些好诗呈现了语言的自由言说状态，达到了近乎纯诗的境界。
三、诗到语言为止
非非诗派的信念是清理文化资源，而“他们”则立足于探索个人对于世界的瞬间具体反应，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诗到语言为止，认为诗歌的语言是与个人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的。没有个人的具体活动，也就没有语言，更没有诗。他们在反文化上与非非是殊途同归的，但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非非反文化是一种文化姿态上的反抗，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情感上的对立。但非非的理论和创作仍然给人一种文化的感觉。而他们则从具体的生活方式上却反抗文化，这客观上导致了诗歌的口语化和叙事化。由于他们诗派的一些中坚分子如韩东、于坚等人后来在九十年代依旧十分活跃，“他们”诗派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四、重建精神家园
在他们和非非对文化采取冷漠态度的同时，有另一批诗人则开始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最突出的代表是海子。这位天才早逝的诗人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篇。其代表作《亚洲铜》《打钟》《土地》充满了对土地和乡村的情感，而其构思庞大， 意象精美，海子可以称得上是最后一个吸引大批读者的当代名诗人。海子的诗中浸透了他对文化的思索，他的短诗脍炙人口，而其对史诗的探索也令人敬佩。
五、黑夜的意识
中国新诗发展到当代，才出现了女性主义的创作群体。这些女诗人前期以舒婷为代表，而新生代出现后，则出现了更多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如翟永明，陆忆敏，唐亚平，林雪，伊蕾等。女性长期以来处于被压制的地位，犹如漫无边际的黑夜。而一旦给她们以光线，她们顿时就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新生代的女性诗人已经不满足于象舒婷那样追求女性和男性的并肩而立，她们要求的是完全的独立。

诗人何为

在商品大潮日益淹没人文精神的今天，诗人何为？
一、一个时代的终结
诗歌发展到九十年代，早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诗歌界也开始面临着转型，是接受现实，还是继续追逐梦想，是横亘在诗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诗人出现两大派系，即知识分子和民间。实际上这只是相当粗疏的分类。知识分子的写作更多地带有形而上的气息，而民间诗派则要求清理文化，这其实继承了“他们”的传统。但是诗人们长久不受关注的现实使他们日益变得焦灼，因而在两大派系之间掀起论战。这也表明当代新诗在经过八十年代的繁荣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在各种诗歌形式的狂欢后，诗歌还能走向何方？而随着社会大众对诗歌的麻木不仁，诗歌界内部似乎已经只能靠相互之间的争吵来博得人们的注意，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二、艰难的指向
当商品化的潮水几乎冲决诗歌的堤坝时，当代诗人心理普遍产生惶惑之感。谁也无法预料到社会的普遍水准不再依赖于哲学的沉思和艺术的点染，无法预料到昔日高贵的诗人会为五斗米而折腰。但真正的诗人在此刻必定矗立着，诗歌在此刻所启示的是对于生命的自信和对于明天的渴求，它所寻求的是情感空间的辉煌。诗人在肩负沉重的同时，不能因此而放弃精神对文明的承诺。
三、告别世纪的沉沦
当今诗坛最令人不安的现象在于批评标准的缺失。诗人们在对诗歌的圣殿进行大肆破坏后，终于领教到诗神的报复。诗歌成为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有句话叫“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说明了这样一种现状：人人都不关心别人写的诗，但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写诗。当诗人的权力被放赎到如此程度时，诗歌的沉沦已到极点。我们当然无意于将诗人的地位抬高到尼采所说的酒神之类的境地，但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正在于他能够把目光投向为现实而忙碌的实在生活空间之外，并面向庸俗无聊的世俗生活发问，因此在诗歌面临艰难之际，我们应回味荷尔德林的名言：“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息在此大地上。”把握自我，拥抱人类，让想像的翅膀飞腾，让创造之心不死，这是真正的诗人在当今应做的事。只有这样，中国新诗的发展才有希望，我们才能告别世纪的沉沦。

主流和民间的评价话语是不同的，当今真正没有什么叫得响的诗人，所以其实没有什么红不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