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程及其对中国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程及其对中国影响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
　　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一、这次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为第一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首先,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开展。利玛窦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更是吸引了明朝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得以立足,从而奠定了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基础。其次,作为传教士传教手段的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活动有了一定规模的开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全面传入中国。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书的翻译以及世界地图的传入,打开了明朝知识界认识和了解“西学”的窗口,冲击了明代崇尚空谈的学风,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而《崇祯历书》的编撰和西洋火枪的仿造,则是西方科技在中国成功的应用。所有这些都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大门,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即发展和繁盛时期。
　　清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了较快的发展。清朝建立伊始,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尚不完备,清政府主要致力于平定内乱,完成统一,尚无暇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虽居统治地位,但“华夏中心”的思想还不浓厚,其文化政策尚较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仍遵循利玛窦方针进行传教,且能帮助清朝修订历法,制造火枪的天主教传教士,清政府采取了接纳和宽容的政策。虽然到1692 年(清朝康熙三十一年) 才公开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教,但是在顺康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一直得到官方的默许。这就使天主教的传播在明朝后期的基础上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繁盛局面。这首先表现在西学的应用更具成效,产生了一些水平高、影响大的成果。《西洋历法新书》的颁行及康熙《皇舆图》的绘制,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崇祯历书》虽然在明朝末年已经修成,但当时并未颁行。清朝顺治初年,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历书整理后呈献给清政府,并获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从此,中国通用西历。这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制成了《皇舆图》。它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制作。其次,中国学者对西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汇通中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朝后期,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西学引进工作。这是西学初传阶段所必需的。然而由于当时明朝处于危急时期,尚无时间和条件对西学展开深入的研究。清朝初期,梅文鼎、王锡阐和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努力研习西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学术,“汇通中西”。

清朝初期，欧洲人利玛窦通过中亚至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将当时欧洲比较先进的天文，历法，数学及基督教带入中国，并且得到清帝王的亲自接见，对中国的政治宗教天文地理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