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儒道两家思想对论说文创作的各有什么影响

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儒道两家思想对论说文创作的各有什么影响

1、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对论说文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汉后期的几个作家和东汉前期的班固，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经学的影响。东汉后期，老庄流行，文风又发生了变化。学习本节的内容，应注意把文风的变化与时代思潮湿的变化联系起来。

　　2、王充的思想和文风在当时独树一帜，应加以重点掌握。

　　

　　教学内容

　　一、西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西汉后期，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由董仲舒开始的雍容典重，带有浓厚的经学和神学气的文风在此期大为盛行。刘向（公元前79－公元前8年）是这种文风的典型代表。他的《谏营延陵过侈疏》反覆征引事实，深入分析利弊得失，对汉成帝不顾百姓疲困，大规模的修建陵墓进行劝谏。文章洋洋上千言，雍容舒缓，而又深切著明，带有循循善诱的特点，明代茅坤曾称之为“西京第一奏疏”。刘向还有《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等奏疏，也都深沉醇厚，在从容平易的议论中流露出匡时救弊之情。但文中往往大讲阴阳灾异。他的目的是以此为统治者敲警钟，打着上天的旗号干预现实政治，抨击当时的外戚、宦官。刘向之后，象这样借谈灾异抨击时弊的作者还有翼奉、京房和谷永等人。

　　刘向之子刘歆在今文经学盛行之际大力提倡古文经学，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他作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猛烈抨击今文博士的腐朽和自私，指责他们“不思废继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词，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对国家毫无用处，“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妬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排斥古文经学，实为“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本来汉朝统治者提倡今文经学就有着政治目的，今文博士极力维护这种烦琐迷信的章句之学更是为了垄断仕途，保住其既得利益。作者对他们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文章也写得泼辣犀利，义辩辞刚，带有一股凌厉之气。这与那种温柔敦厚，渗透了经学气的流行文风明显不同。

　　西汉后期的另一个重要作家是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他为文善于模仿，曾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都写的典雅古奥。他还模仿东方朔《答客难》作《解嘲》。文中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概述了汉代大一统条件下，天下之士“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者为卿相，夕失势者为匹夫”的境遇，并把汉代与战国相比，指出：“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淡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又说：“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坐而守之亦无灾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对统治者压抑人才，造成庸夫显进，奇士难容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作品采用赋体，辞锋锐利，雄辩滔滔，比《答客难》更富于气势和文采。但文章结尾又表示要采取清净寂寞，默默自守的态度，与东方朔等人的愤激情绪不同，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另外，扬雄在王莽当政时还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作过《剧秦美新》，颂扬王莽的新朝。文中有不少天命苻瑞之说。此文曾受到后人訾议，但在刘秀建立东汉之后，这类谀颂之文便成为散文创作的主流了。

　　二、东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从东汉建立到汉章帝时期，政局比较稳定，统治者大力提倡谶纬迷信，并鼓励知识分子写歌功颂德之文。汉章帝就曾在班固面前批评司马迁作《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世也”；称赞司马相如于病中“述颂功德”，作《封禅文》，则堪称“忠臣”，“贤迁远矣”。在这种导向之下，“贬损当世”的作品便难以出现，而“述颂功德”的文章却应运而生。班固的《典引》就是这样一篇歌功颂德的遵命之作。文中充满了天命迷信之说和空洞的谀颂之辞，可谓“典而不实”。班固还作有赋体文《答宾戏》，文中先表白自己“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向，然后借回答宾客的嘲戏，歌颂大汉之德“炎如日月，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并批评对方不该”处皇世而论战国”。此文在形式上虽是模仿《答客难》和《解嘲》的，但却没有其中的牢骚不平，完全是一篇表现封建正统思想的作品。

　　真正代表这一时期论说文成就的是王充。他的《论衡》以“显实诚”，“疾虚妄”的战斗精神，批判当时的神学迷信，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见解。奇文章平易畅达，旁征博引，反复辩说，敢于分析百端，独抒己见，甚至“有所发啠，不避上圣”。其中的《问孔》、《刺孟》、《自然》、《论死》等篇都突出体现了这种特点。作者虽不十分注重文采，但文中仍有不少精妙的比喻，间以灵活多变的偶句和韵语，再加上感情充沛，读起来便显得酣畅流利，节奏铿锵。王充这种文章，在当时是别具一格的。另外，东汉前期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是桓谭（约公元前38－公元32年），他的《新论》一书和《陈政事疏》、《抑谶重赏疏》等奏疏敢于暴露现实，大胆批评谶纬迷信和灾异之说，文风明快畅达，深刻锐利，很受后人推崇。

　　总起来看，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的论说文成就不如西汉前期和中期。

　　三、东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黑暗，广大文人中蓄积了越来越多的忧虑和不满。象班固那种歌功颂德之作再也写不下去了，揭露和抨击时弊的作品多了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比较有名的政论文专著。如王苻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书中敢于触及现实矛盾，大胆表现作者的忧愤，有些作品还提出了一些疗救时弊的设想。此外，这时还有一些单篇的奏疏、书信和论文等，也都不同程度的触及了时弊，批评了当权的外戚、宦官。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些作品突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杂取各家学说，不拘一格，独抒己见。如崔寔《政论》中针对现实弊端说：“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明显表现出法家的思想主张。不少作品一反东汉前期那种雍容舒缓的文风，敢于直言竭论，带有骏发激切的特点。如李庸等人在党锢之祸中下狱，陈蕃作《理李膺等疏》，上疏营救，其中说：“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李膺，范滂等人“正身无玷，死心社稷”，却“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这种行为“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始皇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完全是直言指斥，不避祸害，生动体现了东汉末年“党人”的勇敢正直。这种近乎无所忌惮的言论，在两汉的其他时期很难见到。另外，这一时期，士大夫激扬生气，砒硕名节，相互品评题核；还有些人以名士自居，蔑视权贵，敝履功名，愤世嫉俗。这种风气也对散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朱穆有一篇《与刘伯宗绝交书》，其中说：

　　

　　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錭絰，来入丰寺；及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任意道何其薄矣！

　　

　　文章私信手而成，但句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辛辣嘲讽了刘伯宗的得宠忘旧，不顾交情，表现了作者不慕荣华，刚肠疾恶地性格。后人常说魏晋的文章清峻通脱，此文已显露出这种迹象。

　　东汉前期的散文中已出现了重视骈偶和辞藻的倾向，到了此期，这种倾向则更为突出。不少作品带有较多的对偶句，辞藻华美，音韵铿锵，初步具备了骈体文的特征，如仲长统的《乐志论》中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理想：

　　

　　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这段文字以对偶句为主，而且有不少四言和六言的句式，形式很象后代的骈文。从内容来看，其中描写了一种逍遥世外，任性率情的生活情趣，反映了老庄的人生态度。这是对儒家礼法的背弃，是对现实的深恶痛绝。不论其思想还是文风，都已非常接近魏晋散文。

　　总之，东汉后期的论说文已突破了那种经学与神学气十足的儒者之文的局限，也不同于西汉前期和中期的作品。在散文史上，它们开了魏晋散文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