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标准条款和格式条款这个不写过吗

由于标准条款和格式条款这个不写过吗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一）格式条款解释的特殊性
　　对于格式条款的解释，同一般合同条款一样，需要考量合同目的对之作体系化的解
释，以探求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意。正如台湾学者所言，“所谓对合同真意的探求在街市上已不具有异议，重要这不在于个人之意义而是就条款内容对社会之意义来
探究，盖顾客于此种情形下可谓大量当事人由偶然之选择而已。从社会学上看来其缔约可谓被迫表示愿意受束。”对于真意的探寻乃对一般合同条款的解释目的，对
格式条款的解释亦遵循这种一般化原则。同时，格式条款又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不仅仅限于一般的解释目的，况且它还有例外的解释规则。
　　格式条款
本身是格式条款提供方基于重复使用的目的而拟定的，因此，格式条款的订立程序并未通过磋商谈判。此外，其适用对象也并非特定的，拟制格式条款的一方往往是
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和企业，即便交易对象不同，也不影响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的内容。交易对象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合同条款，而不能与格式条款提供
方讨价还价。姑且不论内容正当与否，格式条款订立程序上的特点就决定了一开始的不平等。因此，在解释格式条款时，应当考虑到独立于案件纷争之外的条款内
容，要考虑到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格式条款并非为某一特定合同而设立，而是针对大多数合同的基础。
　　（二）格式条款的一般性规则
　　对格
式条款也应当做最一般、通俗或者符合行业习惯的理解，以订约者通常的、合理的理解为格式条款进行解释。不应把各个具体的订约环境或特别的意思表示作为解释
合同的考虑因素，据此探求个别当事人的真实意志，而应超脱于具体环境及特殊意思表示。《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
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这一规定即是对格式条款本身的特殊性有所认识，从而制定的格式条款的一般解释规则。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这种解释方法是逻辑自洽的。
　　（三）格式条款的特殊解释规则
　　1、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冲突时的解释规则
　
　简单的“非格式条款优先”并不能够完全形成此种情形下的合理解释。应当看到，非格式条款非绝对优先于格式条款，无效或者可撤销的非格式条款同样要让位于
合法有效的格式条款的适用。此时，无效和可撤销就是限制非格式合同效力的重要情形。然而，格式条款的效力也会受到后文所述的适用规则的限制。在我们关注解
释规则的时候，同样不能忘记出发点——探求真意，而非僵化地理解非格式条款的优先性。立法中所述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是对大概率事件的盖然性表述，我
们既要注意到非格式条款不生效、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又要注意到条文的本意——即有效的非格式条款实际上离当事人的真意更近，因而优先于有效的格式条款。
　
　对于优先的理解，存在一个相对的“劣后”条款的效力问题。《合同法》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此时，格式条款是否因为
与非格式条款冲突而无效了呢？此外，通过合同效力的考虑，对于成立但尚未生效的非格式条款而言，如果生效的格式条款是否优先适用呢？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提
出意义在于唤醒了对理解这一解释规则的适用前提的必要性——仅当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的内容存在冲突时适用，而非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二者的效力问题与优先
适用问题并无牵连，只要二者的内容不存在冲突，倘若生效时点不同，就只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即可；如果二者的内容存在冲突，且存在效力之有无的问题，则有
效者当然应予以适用；如果内容冲突的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效力存在先后的问题，那么应当适用第六十二条的解释规则，即采用非格式条款。此外，由于“冲突”
之义在于内容上的“不一致”。因此，这种不一致不存在中间状态，此时的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是非此即彼的状态。因此，“采用非格式条款”的另一层含义在于
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格式条款失效。
　　2、约定不明时的特殊解释规则
　　罗马法有云：有疑义就为表意者不利之解释。如上所述，格式
条款的订立程序不同于一般的合同条款；此外，基于法律是最低限度道德以及近现代民法上的经济理性人假设，立法者对格式条款提供方更有可能在格式合同中加入
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内容。因此，为了防止歧义对合同相对人的不利影响，法律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与上一条规则相比，本条规则的适用前提是“约定不明”，与上述“不一致”的这种非黑即白的泾渭分明的状态不同。“约定不明”存在中间状态，凭借任何一端
都无法判定哪一个才是当事人的真意。从发生原因上来看，歧义实际上是由条款的拟定者造成的。因而，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合同的拟定者必须为自己的表意不明承
担责任。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本条规则的运行环境是格式条款本身，不涉及与非格式条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