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之间的异同

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之间的异同

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之间的异同：
“海上画派”的艺术文脉与内在实质：清末民初，长江以南的大量职业和非职业书画家云集上海，张熊、任熊、赵之谦、胡公寿、虚谷、任薰、任伯年、蒲作英、钱慧安、吴昌硕等名家为“海上画派”的形成，提供了雄厚的人才资源。他们深感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探求新的发展就必需锐意求进、大胆革新，自然知晓中国自宋元以来的传统书画理论与表现技法，在共同开创直面市场的书画艺术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样式的过程中旨趣相投，受益于画派组合的群体效应和社会认同的市场效益，虽然师承各异和技艺有别，但在更高层面上具有相同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海上画派”关注艺术内在的理念与气质，重视兼容、多元、创新与效益。前“海上画派”领袖人物赵之谦（1829-1884），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篆刻、书画方面造诣颇深。篆刻上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绘画上继承徐渭、陈淳、石涛、八大及扬州画家华嵒、李鱓、罗聘等人的传统，并融入自己的治印和书写之法，尤其写意花卉最为人称道。”（《中国书画》修订本，杨仁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正如赵之谦自己所言：“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对“海上画派”最大的贡献是他的一生在诗、书、画、印、意上进行了兼容与创新，成为全能的一代大师，提炼了“海纳百川、以我为主”的“海上画派”的核心艺术精神。

“岭南画派”的发展可以分为“前上海”的起源期和“后上海”的发展期。“前上海”的起源期的代表人物有“二苏”和“二居”等。“前上海”的发端期，代表人物为“岭南三杰”。“后上海”的发展期的代表人物有赵少昂、关山月和黎雄才等。“岭南三杰”自称画派为“折衷派”。《史记-孔子世家》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折中，就是折衷，有“改邪归正”之意。1912年出版的《真相画报》11期里，编者高奇峰的一幅“麻雀图”则标明“折衷派”。稍后，又有“新派”或“新国画派”的称呼。1915年出版的“二高一陈”作品合集，就命名《新画选》。1929年出版的《良友画报》38期中，高奇峰的作品被称为“新派国画”。“岭南画派”的称呼大约出现在20世纪中期。再者，广州自鸦片战争后与上海一样成为通商口岸，广东还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祥地。虽然“岭南画派”成长在上海，后期的活动中心依然是广州。可见，“岭南画派”的绵延发展并不取决于名称的改变或活动地域的变迁，而取决于这批来自南方地区的画家内在的艺术审美观念，更取决与他们内在的政治志向和人文情怀。

中国有很多画派,但上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京津画派、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其中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接近的程度更多些,它们都是在差不多的时期,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当然,这两个画派也有很多区别。明末清初,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埠和开放通商,商业比较发达。而通商必然影响文化的发展,所以上海和广州这两大城市就聚集了一大批画家,且这些画家们最先吸收维新思想与革新思想、外来文化及商业文化。所以,与其它地区的画家相比,这两个地方的画家就能更加大胆地进行改革,创新和融合中外,作品也体现了比较鲜明的时代气息,且更显包容和开放。由此,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海上画派和以广州为核心的“岭南画派”。
　　海上画派,又称“沪派”、“海派”。它借鉴了传统、民间和西洋的绘画艺术,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了时代的生活气息。在以京津画派为主的正统派以外秉承中西,各成一派。海上画派以花鸟画为主,次为人物,再次是山水。一方面既继承传统古诗词文学及金石碑刻,与清代的考据金石学有诸多联系;又吸收了西洋的反衬法、结构法、阴影法、冷暖色彩法等技法,在笔法和墨色的应用上既简逸同时又比较明快,这是海上画派的一个特点。同时海上画派较有市井精神的体现,上海在当时比较开放,形成一种市民阶层,无论是花鸟还是人物画都接近商业的发展,画家很多都喜欢将牡丹富贵、结义桃园等寓意题材融入画面中,很受时人喜欢。由于受西方表现手法的影响,在造型和色彩上,比起传统的京津画派,海上画派更具实用性和色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