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简称理学，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学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祂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祂是善的，祂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纷扰扰纵横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贤（儒家最高修为者，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与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浚、陈献章……等。
细分来讲，陆王、濂溪与理学有所差异，而更备道而驰，万不可混为一谈。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于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狂歌五柳前”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1]。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2]。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明末，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3]；“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4]；又批程朱“徒见道于纸，谈道于口，考道于笔”[5]。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6]，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7]。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五四运动后，知识份子极力破除“吃人的礼教”[8]，甚至对理学有一致的观点，中国的衰落自宋开始，其中，朱熹的理学曾被认为是所有这些衰落的罪魁祸首[9]。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张载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载与王夫之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编辑本段]基本观点
其基本观点包括：
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
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
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编辑本段]晚清复苏 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仍处于主流学说的位置。相对于清代中叶的衰落而言，从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程朱理学一度出现所谓的“复兴”。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
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α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盋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顾云：《罗文学蒋孝廉别传》，《盋山文录》卷五）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乾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方宗诚：《吴竹如年谱》，见吴廷栋《拙修集续编》附录）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棻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在当时也富有影响。这些理学著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其次，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
学术不同于政治，但学术又与政治密切相关。集“道”、“学”、“政”于一体的儒家学说，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的复兴，离不开理学宗奉者在政治上的成功表现。以曾国藩、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升迁便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61页）。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迁。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值得指出的是，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提升并非与学术无关，如果没有理学作为学术后盾，他们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换言之，他们的事功建树、地位的提升与理学的复兴相辅相承，他们的政治地位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理学声势壮大的写照。
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虽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其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可以说，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次，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官方所提倡和重视，而且在民间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和信奉者。
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晚清时期，尽管批判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士人能够避免。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晚清时期各地的方志对此有广泛而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宣扬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方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说：“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倭仁：《日记》，《倭文端公遗书》卷四）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