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什么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

梁漱溟为什么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

梁漱溟传承了儒家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我们翻看儒家思想史，便会发现，儒家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其实是非常之大。
先秦儒家和秦汉儒家，其实都是侧重于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介绍，而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并不谈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正如论语所说，孔子所谈的性与天道，是学生不可得闻的。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的传承者们只是就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典章制度、伦斯思想、政治思想、生活态度等等做不断的注解和引申，这还只是形而下的东西，并没有形而上的深刻思想。应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本土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思想来对儒家形成挑战，所以，这种做法还是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并没有多少人认为其中包含着不足。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传统的不谈性与天道的儒学遭到了巨大的挑战。相对于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而言，佛家思想的深刻性是无与伦比的，其魅力是巨大的。这时的儒家思想如果不作调整和改变，就会被历史所抛弃了。这时儒家学者们开始反思了，他们反思的第一个问题应该就是儒家学者要不要谈论性与天道这个问题。答案在这里不言而喻，如果不谈，是不合于文化发展的潮流的。所以必须谈。同时他们也找了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孔子也是谈性与天道的，这是当时学生们接受能力有限，因而没有流传下来罢了。现在再谈性与天道，那是符合孔子的本意的。于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了，儒家思想开始探讨天道了，开始对终极真理做追求了。这种追求虽然有进步，并不能说具有太大的创造性，他们不过是借鉴了佛教思想的许多东西而已。陆王心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这个路径从心出发，强调只要把握自己的良知，并秉承良知而行，则人人可为圣贤。于是，圣贤，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既然，圣贤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圣贤的经典，也不再是那么神圣敬畏，一切的东西的价值都应该放在人的良知的天平上重新进行估量！这无疑有利于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可惜，历史的失误，让这种思想解放的萌芽被少数民族的进攻和占领给扼杀了。于是，思想窒息了近三百年！到了晚清，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越来越多的东西需要重新评估其价值，在没有规定的标准的面前，人们又想到了心学的主张，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皇帝和官吏，只能相信，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良知。另外，心学思想中的知行合一思想也有利于消除理学和汉学脱离实际的流弊，于是，心学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再到章太炎、宋教仁、汪精卫等人纷纷推崇心学，当然，他们的推崇与梁漱溟的推崇是不一样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宋教仁等人的推崇是为了自己或维新或革命的政治事业，而梁漱溟的推崇则是为了重新发扬儒学在现代的价值。为了在新的时期继承并发扬儒学，势必要对儒学思想进行捡择，梁漱溟选择了心学，并对心学的思想进行了发展，当然，由于忙于社会活动，梁漱溟并没有建立完整的新心学体系，这个任务是熊十力完成的。其实，年轻时的梁漱溟也一直想做这个工作，只是被乡村建设、民盟活动给耽搁了，到了年老的时候，梁漱溟又想完成这个工作，于是他写了《人心与人生》，只是时代所限，这本书已经难见高明的创新了！但是，梁漱溟在这本书中，做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他试图把中国的儒释道和西方的各种思想如何在一起，试图建立一个汇通中西大的思想体系，这是需要有极大的魄力和胆识的。当然，真正汇通中西的卓越思想家还不可能出现，但是梁漱溟的思想确实先驱，后来的那个注定伟大的人物一定会从他的思想和努力的方向中得以借鉴！
在中国的思想界，梁漱溟是一个伟大的开拓性人物，他的光芒将会更加辉煌并延续很久很久！

当时社会需要在佛学找不到出路，儒学更可经世致用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