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学术创新”求答案

什么是“学术创新”求答案

最近几年，“创新”、“创新成果”、“原始性创新成果”等说法在各种场合频频使用。初看之下，这几个概念似乎有些问题。一个概念要有意义，它的对立面也应该有意义。“创新”的对立面是“守成”，“创新成果”的对立面是“ 不创新的成果”，“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对立面是“非原始性的创新成果”。但是，“不创新”的还是“成果”吗?“非原始性”的还算“创新”吗?
形式逻辑讲究非此即彼；逻辑的尺子看上去很公道，但有时也让人觉得有些霸道。其实，在学术研究中，“不创新的”有时候也可以是“成果”；“非原始性的”有时候也不妨是“创新”。如果一定觉得非“创新”就不给开工资，至少是不给发奖金的话，我们不妨这么说：学术创新是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学术创新如此匮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忽视了创新是可以而且应该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这里我想起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经撰文主张，大学哲学系要培养三种人：哲学家、哲学教授和哲学工作者。“哲学家”的特点是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遇见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哲学教授”的特点是自己没有什么理论体系，自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把它准确地讲出来。“哲学工作者”的特点是专门研究哲学家的著作，对这些著作做一些文字上的解释或者翻译，相当于中国从前所谓章句训诂之学。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专业有没有类似的学术分工或学术分层，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我猜想多半也是有的。 在我看来，这三类人的工作都可以而且应当是创新的。“哲学家”的工作必须是创新的，这不言自明。达到“哲学家”层次的创新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也毫无疑问。但我个人以为，“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的工作也大有创新的余地。研读过去的文本，把过去文本的文字搞清楚、意思搞明白、联系搞透彻，是有许多新工作可做的。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冯友兰先生所讲的“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把它准确地讲出来”，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像柏拉图、康德、马克思、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怎样的讲法才是真正“融会贯通”，什么样的语言才真正是“自己的话”，等等，对这些问题，一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简单重复；另一方面，哪些阐述和讲法站得住脚、哪些则站不住脚，学术界也终究是有公论的，因此并不是像“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这样的“捣糨糊”之论。冯友兰先生讲的“哲学工作者”的工作，以今译古、以中译外的工作，也是如此。有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教外国哲学家讲中国话”的工作是大有讲究的：你不仅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多，而且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 “哲学家”层次上的创造固然最有价值，但只有建立在“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的工作的基础上，这个层次上的创造性才真正可能。应该承认，哲学史上确实有个别天才，他们似乎用不着下“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那样的功夫，就能提出高度独创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来。但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谈到哲学领域上述分工的同时提到的，像司马迁、李白、杜甫“这些特殊的人，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哲学学科而言，这里讲的“遇”大概包括三个方面：除了前面讲的那两条——恰好有一颗天才的头脑，这颗头脑恰好抓住了最根本的新问题——之外，还有第三条：对这些问题的创新回答恰好得到了有眼光、有肚量和有权威的同行的赏识。这三方面条件碰在一起的机会极小；哪怕是第三条，也往往很难寄希望于某个特定个人，于是我们才有必要强调学术界的“民主”和“法治”——寄希望于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会把“眼光”、“肚量”和“权威”集于一身。所以，我的看法是宁可先下了“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的功夫，才去指望做一名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哲学家”。否则的话，所谓“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遇见什么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解决的办法”，就极有可能是空中楼阁，学术泡沫。 当然，“哲学教授”和“哲学工作者”的工作，其实也不好做。这两种类型的工作不仅可以是创新的，而且——如果要真正做好的话——必须是创新的。有一句很响亮的话，叫作“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我不完全赞同这句话，一是因为原本只想当一个好士兵的人，后来也有可能——说不定还更有可能——成为元帅，二是因为一个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元帅，其价值未必就能超过一个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士兵。但这恰恰也表明，士兵和元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同样道理，优秀的“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与优秀的“哲学家”一样，都要把创新作为自己工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对以往文本的诠释是哲学工作的基本方式，而诠释的工作不能是机械的、古板的；它需要有崭新的视角和独到的方法，需要有高度的想像力和敏感性，需要有出入于不同文本、不同传统和不同学科的条件和魄力，需要有与学术共同体其他成员进行相互批评的诚意和能力。有了这些，他也就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了，也就有了哲学家的才能、修养和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想做“哲学家”的“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