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砍乱伐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例和数据，急急急

要近几年的

我在《学问中国》中曾经提到，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破坏，是长江水患的根本原因。今年入夏以来、迄今仍在持续的长江超级（百年未遇）大洪水，迫使我们从学理上进一步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我认为，今年的长江大洪水应该视为一场生态灾难。生态灾难，是天灾，也是人祸。

今年长江大洪水的直接起因是全流域性大规模降雨。据气象专家讲，这种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现象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变慢而引起的、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球大气环流不规则波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热带天气系统，亚热带天气系统跟着出现异常。厄尔尼诺现象与大气二氧化碳增多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也有关系，特别是大量的持续性降雨与之相关。这样看来，即使厄尔尼诺现象也与人类行为造成的大气变化有关。据说，长江流域几次大洪水，都出在厄尔尼诺现象的次年。31年如此，54年如此，今年又是这样。

厄尔尼诺现象带来了大规模的集中降雨，这是长江大洪水的首要原因。然而今年的降水量并不是历史上最大的，长江汛期迄今总流量只有200亿立方米，远不及54年的1000亿立方米，而长江水位多处多段却出现了超历史最高水位，且长时间居高不落。这就说明，导致大洪水的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并不是一下大雨就出现大洪水。绿色植被可以充分吸收水分，大雨季节制止山洪暴发，干旱季节保湿涵水，据专家估计，10万亩森林的蓄水作用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水库；其次天然的大江大河可以疏通大水；再次，与大江大河相连的大小湖泊可以调节水位。如果这些因素遭到人为的破坏，那么就会出现一下大雨就形成水患的局面。

我曾经提到，长江上游的绿色植被破坏，长江中下游的围湖垦田，是长江水患愈演愈烈的两大根本原因。

绿色植被破坏之后，地表毫无涵水功能，所有的雨水都由高处向低处直冲而下，绿色植被率很低的华北地区经常发生的山洪暴发就属此列。洪水直泻还带来水土流失。洪水冲走了地表的有机土壤，使之成为不毛不育之地。洪水所带走的泥沙则进一步淤塞河道，使河流的泻洪功能降低甚至丧失。因此，一般讲来，绿色植被破坏是水患的罪魁祸首，无论南方洪水还是北方的洪水。历史上，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曾经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以致今日断流数百天，有成为一条内陆河的危险；也使长江有成为第二个黄河的危险。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越来越低。50年代的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和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劈山造田，使我国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80年代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在许多地区是以乱砍乱伐树木为基础的。

绿色植被大肆破坏的结果，具体到长江流域，是使长江中上游成为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长江流域总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上升到90年代的56.2万平方公里。由于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有机土壤损失不说，长江流域存在严重的湖泊萎缩、河道淤积。洞庭湖年淤积泥沙1.2亿吨，50年来湖面缩小了33.2%，容积缩小了43.7%，损失洪水调蓄能力100亿立方米。鄱阳湖年淤积量也达到1210万吨，湖床平均每年增高3厘米。这样巨大的调蓄能力的损失，难怪长江水患不愈演愈烈。我们试假定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容积能够恢复到50年前的水平，以现有的堤防，今年的大洪水将有多少危险？

导致长江流域调蓄能力下降的另一原因是大规模的围湖垦田。湖泊作为长江水系的天然调节器，其被围垦之后人为的造成洪灾。围出的湖面必得修堤以挡洪水，修堤围湖的人多起来，洪水没地方去，结果是所有的堤防都得加固，不然就会被冲毁酿成洪灾。同样道理，湖面都被围起来了，长江之水无处宣泄，只得加高加固江堤。这样就造成了“垸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宽缓，湍怒迅激，势必冲啮，主堤先受其害。”（《沔阳志》）湖北省号称“千湖之省”，我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多少湖泊。以我的家乡湖北省武穴市（广济县）为例，1948年时尚有大小湖泊33个，总面积96平方公里。经过几十年的围垦，现在只剩下3个，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现存的3个，湖面也大大减少。这次大洪水，虽长江干堤未损，但所围的湖田均发生内涝。

正是由于植被破坏和围湖垦田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长江水患愈演愈烈。从公元前185年到1911年2096年的历史，长江共发生了有历史记载的大小洪水2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民国38年中发生大水7次，平均五、六年一次。90年代，长江流域水灾更加频繁，水位不断攀高。及至今年的超级大洪水，几乎全线超历史最高水位。数百万军民死守江堤已有月余，但还是险情不断，目前依然面临着最危险的关头。

在巨大的灾害面前，我们应当警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对我们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应有足够的反思。我们必须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决不应该是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呼声而做出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迫在眉毛的当务之急。如果再不注意生态环境的恢复和重建，上游的水土流失将对三峡工程构成致命的威胁，而长江中下游则难免年年告急。一味加高加固江堤以御洪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治标更要治本。我们的祖先大禹已经认识到治水当注重疏通而不是一味防堵。在继续搞好长江水利建设的同时，要大搞植树造林，恢复和增加绿色植被，当务之急是彻底制止长江上游依然还在进行的乱砍乱伐，要把植树造林当做水利工程来抓；在长江中下游疏通河道，有计划的退田还湖，清淤增容，发展多种经济。

长江连年水患，黄河断流，有成为一条内陆河的危险，这无疑是一个警示。如果说龙的传人命运系于黄河长江两条龙脉，那么，今日两河的状况，就是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命运的触目惊心的提示。我呼吁，“生态立国”应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并且应依此基本国策制定我们的发展道路。在此洪水依然肆虐、长江大堤继续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人们应该认清，今年的长江大洪水是一场生态灾难。

我在《学问中国》中曾经提到，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破坏，是长江水患的根本原因。今年入夏以来、迄今仍在持续的长江超级（百年未遇）大洪水，迫使我们从学理上进一步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我认为，今年的长江大洪水应该视为一场生态灾难。生态灾难，是天灾，也是人祸。 今年长江大洪水的直接起因是全流域性大规模降雨。据气象专家讲，这种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现象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变慢而引起的、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球大气环流不规则波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热带天气系统，亚热带天气系统跟着出现异常。厄尔尼诺现象与大气二氧化碳增多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也有关系，特别是大量的持续性降雨与之相关。这样看来，即使厄尔尼诺现象也与人类行为造成的大气变化有关。据说，长江流域几次大洪水，都出在厄尔尼诺现象的次年。31年如此，54年如此，今年又是这样。 厄尔尼诺现象带来了大规模的集中降雨，这是长江大洪水的首要原因。然而今年的降水量并不是历史上最大的，长江汛期迄今总流量只有200亿立方米，远不及54年的1000亿立方米，而长江水位多处多段却出现了超历史最高水位，且长时间居高不落。这就说明，导致大洪水的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并不是一下大雨就出现大洪水。绿色植被可以充分吸收水分，大雨季节制止山洪暴发，干旱季节保湿涵水，据专家估计，10万亩森林的蓄水作用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水库；其次天然的大江大河可以疏通大水；再次，与大江大河相连的大小湖泊可以调节水位。如果这些因素遭到人为的破坏，那么就会出现一下大雨就形成水患的局面。 我曾经提到，长江上游的绿色植被破坏，长江中下游的围湖垦田，是长江水患愈演愈烈的两大根本原因。 绿色植被破坏之后，地表毫无涵水功能，所有的雨水都由高处向低处直冲而下，绿色植被率很低的华北地区经常发生的山洪暴发就属此列。洪水直泻还带来水土流失。洪水冲走了地表的有机土壤，使之成为不毛不育之地。洪水所带走的泥沙则进一步淤塞河道，使河流的泻洪功能降低甚至丧失。因此，一般讲来，绿色植被破坏是水患的罪魁祸首，无论南方洪水还是北方的洪水。历史上，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曾经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以致今日断流数百天，有成为一条内陆河的危险；也使长江有成为第二个黄河的危险。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越来越低。50年代的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和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劈山造田，使我国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80年代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在许多地区是以乱砍乱伐树木为基础的。 绿色植被大肆破坏的结果，具体到长江流域，是使长江中上游成为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长江流域总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上升到90年代的56.2万平方公里。由于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有机土壤损失不说，长江流域存在严重的湖泊萎缩、河道淤积。洞庭湖年淤积泥沙1.2亿吨，50年来湖面缩小了33.2%，容积缩小了43.7%，损失洪水调蓄能力100亿立方米。鄱阳湖年淤积量也达到1210万吨，湖床平均每年增高3厘米。这样巨大的调蓄能力的损失，难怪长江水患不愈演愈烈。我们试假定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容积能够恢复到50年前的水平，以现有的堤防，今年的大洪水将有多少危险？ 导致长江流域调蓄能力下降的另一原因是大规模的围湖垦田。湖泊作为长江水系的天然调节器，其被围垦之后人为的造成洪灾。围出的湖面必得修堤以挡洪水，修堤围湖的人多起来，洪水没地方去，结果是所有的堤防都得加固，不然就会被冲毁酿成洪灾。同样道理，湖面都被围起来了，长江之水无处宣泄，只得加高加固江堤。这样就造成了“垸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宽缓，湍怒迅激，势必冲啮，主堤先受其害。”（《沔阳志》）湖北省号称“千湖之省”，我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多少湖泊。以我的家乡湖北省武穴市（广济县）为例，1948年时尚有大小湖泊33个，总面积96平方公里。经过几十年的围垦，现在只剩下3个，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现存的3个，湖面也大大减少。这次大洪水，虽长江干堤未损，但所围的湖田均发生内涝。 正是由于植被破坏和围湖垦田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长江水患愈演愈烈。从公元前185年到1911年2096年的历史，长江共发生了有历史记载的大小洪水2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民国38年中发生大水7次，平均五、六年一次。90年代，长江流域水灾更加频繁，水位不断攀高。及至今年的超级大洪水，几乎全线超历史最高水位。数百万军民死守江堤已有月余，但还是险情不断，目前依然面临着最危险的关头。 在巨大的灾害面前，我们应当警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对我们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应有足够的反思。我们必须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决不应该是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呼声而做出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迫在眉毛的当务之急。如果再不注意生态环境的恢复和重建，上游的水土流失将对三峡工程构成致命的威胁，而长江中下游则难免年年告急。一味加高加固江堤以御洪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治标更要治本。我们的祖先大禹已经认识到治水当注重疏通而不是一味防堵。在继续搞好长江水利建设的同时，要大搞植树造林，恢复和增加绿色植被，当务之急是彻底制止长江上游依然还在进行的乱砍乱伐，要把植树造林当做水利工程来抓；在长江中下游疏通河道，有计划的退田还湖，清淤增容，发展多种经济。 长江连年水患，黄河断流，有成为一条内陆河的危险，这无疑是一个警示。如果说龙的传人命运系于黄河长江两条龙脉，那么，今日两河的状况，就是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命运的触目惊心的提示。我呼吁，“生态立国”应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并且应依此基本国策制定我们的发展道路。在此洪水依然肆虐、长江大堤继续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人们应该认清，今年的长江大洪水是一场生态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