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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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者网友:末路
- 2021-11-08 21:10
童书业的学术研究
最佳答案
- 五星知识达人网友:愁杀梦里人
- 2021-11-08 22:31
1951年,童书业在《文史哲》第1卷第4期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一篇文章,在20-30年代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学者讨论的基础上,童书业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新的论证。
他同意郭沫若及苏联和日本一部分学者的“原始社会说”意见,但对郭沫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宗长式”附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郭老的结论虽正确,但所举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亚细亚方式就是原始社会,童书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原始社会认识的深化过程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具体论述,结合《资本论》第一卷,以及马克思1868年致恩格斯的信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论述,断定亚细亚方式是马、恩在对欧洲原始社会还没有了解时,依据亚洲的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的有关材料,而使用的“原始社会”的代名词。
在这篇文章中,童书业引用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有关论述,将东方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特征,即灌溉农业、土地国有、专制制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予以区别,从而否定了亚细亚方式是东方奴隶社会说的说法。 1956-1957年,童书业迎来了他的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期。如果说,1956年以前,童书业的古史观主要是受西方近代学者的历史观和苏联东方学者的学说的影响,那么,之后的认识就发生了质的飞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注重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的研究,力图解决古史分期问题。
1956-59年,童书业先后在《文史哲》和《历史研究》发表了《〈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与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和《生产力与古史分期问题》5篇力作,系统地表达了他对西周历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看法,深入地阐述了这一阶段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又结合中国及东方历史的特点,从历史理论的高度,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反映,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意见,这既丰富和发展了“西周封建论”的学说,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然而在“左倾”思想已逐渐抬头的政治环境下,他的这些卓识却被错误地当作“修正主义”思想而横遭批判。面对政治批判,童书业一方面认真总结和反思自己的所谓“错误”,另一方面又不断阐述对古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以及理论方面新的思考,从而使他成为继范文澜之后,新中国“西周封建论”的又一杰出代表。
他同意郭沫若及苏联和日本一部分学者的“原始社会说”意见,但对郭沫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宗长式”附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郭老的结论虽正确,但所举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亚细亚方式就是原始社会,童书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原始社会认识的深化过程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具体论述,结合《资本论》第一卷,以及马克思1868年致恩格斯的信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论述,断定亚细亚方式是马、恩在对欧洲原始社会还没有了解时,依据亚洲的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的有关材料,而使用的“原始社会”的代名词。
在这篇文章中,童书业引用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有关论述,将东方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特征,即灌溉农业、土地国有、专制制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予以区别,从而否定了亚细亚方式是东方奴隶社会说的说法。 1956-1957年,童书业迎来了他的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期。如果说,1956年以前,童书业的古史观主要是受西方近代学者的历史观和苏联东方学者的学说的影响,那么,之后的认识就发生了质的飞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注重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的研究,力图解决古史分期问题。
1956-59年,童书业先后在《文史哲》和《历史研究》发表了《〈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与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和《生产力与古史分期问题》5篇力作,系统地表达了他对西周历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看法,深入地阐述了这一阶段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又结合中国及东方历史的特点,从历史理论的高度,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反映,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意见,这既丰富和发展了“西周封建论”的学说,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然而在“左倾”思想已逐渐抬头的政治环境下,他的这些卓识却被错误地当作“修正主义”思想而横遭批判。面对政治批判,童书业一方面认真总结和反思自己的所谓“错误”,另一方面又不断阐述对古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以及理论方面新的思考,从而使他成为继范文澜之后,新中国“西周封建论”的又一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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