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能否负担得起廉价食物？

人们能否负担得起廉价食物？

美国社会学家Machael Carolan在《廉价食物的真实成本》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我们负担不起廉价的食物。这个看起来有些荒诞的命题，却也反映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我们经常抱怨食物价格上涨，特别是在大城市，不管是超市或餐馆，食物的价格似乎一直在上涨。但是Machael Carolan用了两个指标表明，与我们的感觉不同，食品的确是越来越廉价。首先，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球食物价格都在上涨，如果以2002-2004年三年的粮食平均价格为100，到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60.6；而在1961年，这个指数仅为33.2。不过，这是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而在这个时期，各国的货币都在贬值，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因素算进来，差距就没有这么大了。按照不变价格，2016年的食物价格仅相当于2002-2004年平均价格的1.18倍，而1961年相当于2002-2004年的1.31倍。
不仅食物的价格在变得低廉，食物支出占家庭消费的比例（恩格尔系数）也在直线下降。2002年中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7%，农村为46.2%；1978年时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9%和68%；到了2016年，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9.3%和39.2%，也就是收入的1/3足够用于食物支出了。
在食物变得越来越便宜的时候，食品安全问题也凸显出来。我们可以吃很便宜的火锅，但总担心便宜火锅中的油是地沟油，羊肉也许是羊油和鸭肉混合成的；一年四季都很容易买到各种时鲜蔬菜，但是对农药残留的担心挥之不去。有的时候，人们为廉价食品付出了健康代价，随着大量廉价食物充斥市场，出现了不少肥胖症、心血管疾病等。Machael提醒我们，并非所有食物都变得越来越便宜，在食物总的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健康食物的价格却在上涨，比如有机农产品。
廉价食物是典型的“石油农业”的产物——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大规模生产用机械替代了人工，大大降低了人工费用，从而降低产品价格。比如大型养殖场通过自动化生产，仅用少数劳动力就可以饲养大量畜禽；种植业利用大型机械，数百公顷的农场仅有少数农业工人。但是，大规模生产必然导致产品单一，单一的种植或养殖都需要增加农药使用量以减少病虫害；单一作物的种植更需要向土地补充肥料的损失，大量使用化肥就不可避免。

这就造成廉价食品的第二个代价——环境代价。近年来，中国规模农业生产的环境代价日益凸显出来，比如大规模养殖带来的粪污，在一些养殖大县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东部一个县曾经养殖了上亿只鸭子，鸭子出栏只需要28天，这样养出的鸭子当然很便宜，但是造成的环境危害也很大，当时全县境内的水源全部被鸭粪所污染。此外，大量施用化肥也污染了水源。
在有的国家，廉价食物还可能导致大型农场侵害小农户的利益。在一个只讲效益或只关注用最低成本生产出最多食物的环境中，大型农场占有绝对优势，小农户往往被排挤。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农场规模迅速扩大，小农户被迫将土地出售或出租给大型农场。现在中国的农场规模虽然比较小，但是农业公司已经在农产品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他们通过市场营销、产品认证等，容易比小农户获得更好的销售渠道和更高的价格。
也有人对小农户持批评态度，认为小农户的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难于控制，认为小农户更容易采取粗放经营方式，容易造成环境污染。这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应当看到，小农户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还是缘于低价食物的逻辑。
在廉价食物盛行的社会，食品行业经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由于人们普遍追求廉价的食物，很多生产企业赚不到什么钱，便通过压低成本来降低价格，而生产廉价食物导致的环境代价主要由社会公众承担，健康代价主要由消费者承担。回到Machael在《廉价食物的真实成本》一书中提出的命题，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消费者的健康、生态环境现状和公众对社会平等的需求，都对传统的食物生产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我们已经负担不起廉价食物了，因此迫切需要对传统的食物生产方式进行调整，这正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之一。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