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理学？它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什么是理学？它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理学是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由于这个特殊的性质，所以人们习惯于称呼理学为“宋明理学”
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化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为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发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同时改换了先秦元典儒学的积极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颓废，因而就其后果而言，其智慧的思辨也具有消极的一面。
易传之讲天道诚体，回归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最后才落于大学以讲格物穷理。至宋室南渡，儒学为三系：程明道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伊川开朱子之学，陆象山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湖湘之学受朱子贬压，一传而衰，故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而元明之时，朱学且进居正统之位。及明中叶，王阳明承陆象山而盛唱心学，创立致良知教，王学遂遍天下。至明末刘蕺山，则又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宋、明六百年之学术，亦到此结穴，而完成了发展之使命。
宋明儒者上承先秦儒家而开显的“生命的学问”。一、由主观面的纵的实践，要求与天道，天德合而为一，这是成就生命之“质”的统一高明；二、由客观面的横的实践，要求与天下民物通而为一，这是成就生命之“量”的广大博厚（联属家国天下而为一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两面合起来，人之高贵庄严和充实饱满，即可获得真实之完成。
宋明儒学，似乎又可归结为本体与工夫两大问题。其中追问道德实践成圣、成贤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是属于“本体”的问题。追问道德实践成圣、成贤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则是属于“工夫”的问题。
从本质上说，宋明儒者最大的贡献，是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孔子讲仁，孟子讲心性，中庸易传议天道诚体，都蕴含着，而且显发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大义，这是一种极其平正，而又极其高明的形上智慧。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三个主要的特点：
（一）思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 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虽然意识到儒学面临着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在实际的行动上却没有办法改进儒家的这种现状。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三）融合佛老的儒学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融合佛老的特点。宋明理学的融合佛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借鉴吸收佛道二教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建构儒家的哲学理论基础；其二是借鉴佛老传法的法统，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家的“道统”；其三则是把佛老的禁欲主义说教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论主张。后者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其消极的层面成为一些有识之士对于理学集中批判的焦点所在。
宋明理学家们虽然对佛老都进行了批判，但佛教在当时对儒家学者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道教，故儒家理论斗争的重点也是佛教而不是道教。同时理学在这场批判吸收外来文化而捍卫本土儒家价值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最终引出的结果却是耐人寻味的：他们批判佛教的形式，却把其精髓纳入到儒学内部，使佛教才真正地成为中国文化本身的一部分。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背景：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