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系统学习德日刑法

如何系统学习德日刑法

德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创始于贝林格，发展到今天被认为已经成熟。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是德日犯罪论体系的一个基本框架。构成要件是指在刑罚法规中除去法律效果（法定刑）之外的部分。而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刑法法规，即行为为刑法所不允许。有责性是指就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非难。　　依照贝林格的设想，构成要件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也就是说，构成要件是刑法法规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但是这种类型专门体现在行为的客观方面，暂且与规范意义无关。一方面承认构成要件是刑法规范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一方面有认为这种类型专门体现在行为的客观方面与规范意义无关。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单纯把构成要件当作一个纯理论的东西，倒是可以接受这种纯客观的，记述性的说法。但是，如果脱离了法规范，其自身也就失去了研究意义。既然不能脱离法规范，当然在构成要件中就不能忽略违法要素和主观要素的存在。麦耶尔承认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中，有规范要素即违法要素和主观要素。认为构成要件相符性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和凭证。也就是说，如果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仅此即可以推定为违法，二者的关系就和烟与火的关系一样。麦耶尔是以“文化规范”的概念为基础来考虑法规范的。法规范即是国家的文化规范，因而所说的违法，无非是违反了此种意义上的法规范。既然如此，国家是怎样来确认文化规范的呢？那就是通过刑事立法，由刑法法规规定构成要件。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一般情况下就可以确认违法。鲍姆戈尔登在他的《犯罪论的构成》中，构想了一种取消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差别界限的犯罪论。（P24）　　虽然许多德日刑法学者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争论也不小，但是却对贝林格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即所谓的三段论却还是情有独钟，在德日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要把构成要件从实定法的规定中解放出来，专门强调它的类型意义。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与其传统理论不无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对构成要件的内容还没有真正的厘清，以至于这种理论传到我国还是贝林格时代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段论。之所以说是纯正的，在我国大多数刑法教材中或者论文中，都把构成要件符合性当成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而且以此认为德日的三段论具有层次性，具有开放性，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误解。有唯体系论的倾向。　　但是自梅茨凯尔提出了新的三段论，即行为+构成要件+有责性，佐伯千仞、泷川幸辰、井上正治等都沿用了这种体系，发展到现在，违法类型（构成要件）基本上得到了德日刑法学界的认可。　　只要承认构成要件与刑法法规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要件符合性也就是违法性的征表，所以构成要件符合性也是违法类型。如果还坚持原来的“三段论”那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倾向。按照现在德日所流行的犯罪判断过程三段论，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认定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事实依据，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可以积极地推定其有违法性和有责性，而在违法性和有责性的阶段上，只要消极的探讨什么样的行为不是违法和有责行为就够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如在违法性的论述上，重点探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违法事由；在有责性的阶段上，重点探讨期待可能性以及违法性意识等排除责任事由）。这样，违法性阶段和有责性阶段的任务，只是说明什么样的行为不违法和没有责任，而不用积极的探讨什么样的行为违法和什么样的行为有责。　　在责任阻却事由这一问题上，根据新三阶段的理论，把故意和过失纳入犯罪构成中，阻却了故意和过失自然也就否定了犯罪构成。所以这与本文论证违法阻却事由的理由差不多，这里不再具体的论述。但是关于期待可能性到底如何定位，还是有必要阐述一下，期待可能性的理论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至于期待可能性在构成要件理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德日刑法大概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期待可能性是包含在故意、过失中的要素，或者说是故意过失的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期待可能性是与责任能力，故意、过失相并列的第三个责任要素。第三种观点认为，责任能力、故意、过失是责任的原则要素，期待可能性则是责任要素的例外要素，因此，缺乏期待可能性是一种责任阻却事由。所以虽然上面三种观点存在着差异，但是把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责任阻却事由是不容否定的。　　虽然德日的犯罪构成在形式上还在坚持着贝林格遗留下来的三段论，但是，在实质上，三者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犯罪构成的客观性和记述性已经悄悄变质，构成要件的属性已经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并非仅为量的变化，而是质的变化。构成要件已经不再是框架性的，而是有了“评价”这一实质性意义，使得违法性，有责性已为构成要件所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