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总队长怎么死的,“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是什么？真的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过错吗？

死神总队长怎么死的,“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是什么？真的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过错吗？

玄武门之变是秦王李世民主动的、蓄谋已久的夺权行为。
本来大唐江山就是李渊、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父子齐心协力打下的。从晋阳起义到攻占长安，李建成的功劳都不在李世民之下，他又是嫡长子，所以把他立为皇太子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唐朝建立之后，李建成大部分时间留在长安，帮助李渊处理国事，领兵打仗扫除割据的任务主要就落在了李世民的身上。
但是由于秦王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加上他这个人早就有夺嫡的野心，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经营私人势力。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罗人才，壮大自己的人马；其次加强地方经营，树立以洛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他还积极活动，到处争取王宫大臣的支持。武德七年杨文干事中，李世民更是指使人诬告李建成谋反，想借李渊之手废掉李建成。
面对咄咄逼人的秦王李世民，太子建成一方面接受谋臣建议，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以较为克制的态度对待兄弟之争，努力维护与世民的关系，尽量避免骨肉相残。但同时他也试图削弱世民势力，以图稳定地位。史载“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元吉伏护军宇文宝於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假如李元吉行刺李世民成功，不仅有利于李建成地位稳固，而且不用担负罪责，也不会被追究。但他没有这样做，说明他是不同意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双方矛盾的。魏征做为深受建成器重的主要谋士，也曾建议他尽早除掉李世民，史载：“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但建成没有接受谋害李世民的建议。对此， 魏征事后感叹不已：“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对魏征此言，李世民并未否认。
李建成对于李世民的夺权行为采取稳固其位，逐步削夺李世民权势的策略并得到了皇帝李渊的支持。秦王府文臣武将多被贬黜外放，部分武将调给元吉使用。李世民眼看大势已去，夺嫡无望，便与手下商议密谋，并勾结早已买通的皇宫戍卫，加紧政变准备。经过精心谋划，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清晨率领全副武装的众家将及私下招募的八百死士在皇宫内发动突然袭击。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前来早朝的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同时遇害，建成五个年幼的儿子也在政变中被杀，家人全部除籍。这就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政变”。
李世民登上帝位之后，对于史书会如何记载他很是不放心。在撰修国史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明确表示自己要亲自过目。在君主握有一切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的封建社会，这样的表态对那些撰史者来说是一种何等沉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微妙效果是不难想象的。唐太宗观史以后，偏偏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提出异议，也正说明了他一直放心不下的症结所在。精明的唐太宗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件至关重大，尽人皆知的流血事件，靠一些“微隐”的“浮词”加以掩盖，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欲盖弥彰。
玄武门之变的漏洞既然是无法弥补的，自然只好退而求其次—为这一事件找出尽可能充分的合理借口。于是唐太宗以“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鹤叔牙以存鲁”，为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 ，再加上他对关于李渊、李建成等人的“太诬”和“抑扬诬讳之辞”视而不见的暗示，撰史者是不难揣摩出其中三昧的。因此，与其说下令改史的唐太宗是要史官忠于史实，“直书其事”，倒不如说他是要史官把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编造得更巧妙些，庶几符合子封建礼教的规范，以冀消弥对后代的不良影响，使李氏天下的长治久安不致留有从内部瓦解的隐患。
史官秉承唐太宗的意旨，为了使玄武门之变符合封建规范，至少从四个方面对事实进行了加工篡改。首先是把李世民说成是唐高祖早已属意的太子人选，而且为了给这种说法找到根据，有意夸大了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所起的作用，把唐的开国之功全部归......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