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忘出自哪？

坐忘出自哪？

一 今人解释:论坐忘【作者】赵曾尚
一．先探讨一下“坐忘”的历史面目。
《庄子》的原文是：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1]
“坐忘”就出自于此，要说“坐忘”还得先从庄子的思想谈起。
这里借颜回之口说出了庄子的心声，仿佛是他直接与儒家创始者孔子对话，但是这并不是儒家所真正关注的，相反，儒家所关注的更侧重于现实伦理政治，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也讲治国，但方式不同，他说“爱国治民，能无为乎？”[2]
在《逍遥游》中提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总体理念，还刻画了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即“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很明显这里具有了十分明显的宗教精神，特别是后来，他又在文中论述了高深的有道之人的形象，如在《大宗师》中有精彩而玄妙的描述，“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4]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道德高深之人，当然他的理想道人的刻画是传承了老子思想的，但庄子以文字阐释其真人形象，则直接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道是可学的，道具有可把握性，其主旨还是劝并教世人修道以及解脱的方法。
他的超越方法在《庄子》一书中有所透露，除了让世人明白世界以及人间的本质之外，还提供了具体的超越方法即“心斋”与“坐忘”。
在《人世间》中，又借孔子与颜回的对话阐释自己的理论。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5]
孔子与颜回到底会不会这样呢？可能我们相信孔子会佩服道家的学问，但是他并不实行，而是有与之相反的行为，所以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庄子借孔子之口而传达自己的心声。
“坐忘”并不仅仅指静坐的姿态，也不仅仅指所谓“忘”的状态，它应该是一种用身心求证到的实有的生命状态，不是一种自我陶醉或麻醉。《天隐子·坐忘》说：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见其行，非“坐”之义乎？有见而不行其见，非“忘”之义乎？何谓“不行”？曰：“心不动故。”何谓“不见”？曰：“形都泯故。”[6]
这里的“坐”应该是一种由形式进入实质的途径，就像过河之筏，到了彼岸就不可以留恋它了，而“忘”呢，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现实世界的种种规则之后心无挂碍的状态，很明显这里并不是指自我麻醉与逃避，首先，自我麻醉者根本就无法完全忘却牵挂，而逃避并不是永远的办法，总有一天还要面对现实世界，那么他的心灵的河流能够真的静止下来吗？恐怕很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彻底地清净，这时就有两个方法，其一，以超越现实、完成现实进而超越自我，以实现心灵之清净；其二，以超越自我、回归生命为寄托来实践身心的超越境界、完美境界。很明显，庄子更喜欢后者，有人说这是艺术境界，也有说这是宗教境界。
恒毓博士指出：
坐忘意味着得定是说，实现了坐忘的人实际上是处于定心的状态。《天隐子·神解》说：“斋戒谓之‘信解’，安处谓之‘闲解’，存想谓之‘慧解’，坐忘谓之‘定解’，信定闲慧、四门通神谓之‘神解’。”这就是说，坐忘是道教修炼的五个层次中的第四个阶段，是由定心而解的阶段。坐忘成功的标志是神解而悟道是说，坐忘是否成功，悟道与否是最好的衡量标准。[7]
并且还和佛家参禅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如：
虽然参禅与坐忘在各自修炼体系中的地位基本相当，都是得道的必要条件和直接力量，但二者的过程、内容和最终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参禅的对象是禅，坐忘的对象是物我；参禅的手段多种多样，坐忘的手段只是默而不答、瞑而不视；参禅可以是渐修也可以是顿悟，坐忘则只能是渐修；参禅的结果是开悟和解脱，坐忘的结果是得道和成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皆不相同。[8]
实际上，他的比较更多地是基于道家与佛家的区别上，但是“坐忘”这一理念到了后来并不单单属于道家的方法了，随着三教合一的潮流，“坐忘”被用在了许多新的领域，也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如与佛家的融合，又有被儒家借鉴的历史，还有在文学艺术上的运用，所以说，“坐忘”已经不在单纯，其内核意义也都许多领域里被重新阐释、运用过了。
而我以为，“坐忘”与人们常说的逃避与麻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定境，并不是如烟云转眼即逝，也不会是如井底之蛙的破灭梦幻。它是一种对生命的主体性的高度把握，一种对生命本意的体认。
当然这只是一种生命方式，如冯友兰说，“佛家所谓圣人，是达到一种境界底人。此种的圣人，可以说是静底。如佛像皆是闭目冥想，静坐不动者。”[9]这与“坐忘”所至的圣境是不谋而合的。当然冯友兰的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如大乘佛教并不仅仅是如此。
我以为，庄子最初的意图可能并不是让人完全如此地静，完全地倾心于个体内在的世界，如果说当外界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个人不能够兼济天下，从容地过着超越的生活，也无可谴责，何况还有可能留下艺术等多方面的遗产呢。
也很明显的是“坐忘”可以达到的静态圣境，但在某个时候也会成为人们摆脱责任与使命的工具，“宋明道学家本来反对此种静底圣人。他们的圣人，是要于生活中，即所谓人伦日用中成就者。”[10]
“则宋明道学家所谓圣人，正是能照生活方法生活者。……照生活方法以生活，有生有熟，生者须要相当底努力，始能照之生活。如此者谓之贤人。熟者不必用力而自然照之生活，如此者谓之圣人。”[11]
宋明理学的这个“圣人”理论对“坐忘”论的发展具有主要的启示。人们不可能完全关注于个人的天地，必须还要在外界现实里有所超越，即在现实伦理世界里成为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人。
二．“坐忘”理念发展到现在，我以为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养生方面；其二即思维方式；其三是哲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