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对唐诗的贡献,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例谈谈初唐后期中下层文士崛起对唐代文学的意义

陈子昂对唐诗的贡献,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例谈谈初唐后期中下层文士崛起对唐代文学的意义

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内容的充实与扩展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1）初唐四杰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
（2）初唐四杰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为诗歌注入了高清壮思和倜傥之气。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完全摆脱初唐诗坛从齐梁陈隋沿袭下来的创作风气，但他们自强烈的爱国热忱中贯注了人生的远大理想，在诗歌中或渲泄抑郁不平的苦闷，或抒发追求功名的热望，或表达对边塞形势的密切关注和重义轻生的豪侠意气，表现出自我的个性，开启了盛唐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以比兴寄托融入词采华霏的齐梁体，为初唐诗歌融合建安风骨和江左问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卢照邻把自己比作“洗净月浦，涵丹锦津，映红莲而得性，戏碧浪以全身”（《穷鱼赋》）的东海巨鳞，很容易联想到李白笔下的大鹏，又如他“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无由召宣室，何以答吾君”（《至望喜瞻言怀贻见外知己》），以及“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餐白玉兮饮琼芳，心里荃兮路阳长”（《中和乐九章》总歌第九），无不体现内心的苦闷和不得志的忧怨忧而又显梗慨而多气的情怀；杨炯在《出塞》、《紫骝马》、《从军行》中一再表示：“丈夫皆有志，会是立功勋。”（《出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紫骝马》），“宁为百丈夫，胜做一书生。”（《从军行》）。这些豪壮的诗句，洋溢着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这在唐以前的同类诗中是找不到的。隋代杨素的《出塞》、卢思道的《从军行》是当时的有名之作，前者写出了塞外的荒寒的景色，有一定的真实情感，后者描写了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哀怨佳丽，但是调子都较低沉，其它作品就不用说了。而四杰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开始用热烈、豪放的笔调来写，表现了唐代人民一度不以征战为苦的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王勃把自己描绘成“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华饰。”的莲花。他坚信，“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香藻凤池。“（《金莲赋》）。我们再将骆宾王的《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叙寄员半千》、《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咏怀》等咏怀诗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骆宾王淋漓尽致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情怀：渴望为时所用的热情与长期坎坷失望的牢骚，投笔从戎博取军工的幻想与辗转边庭不得升迁的苦恨，豪侠放浪的性格与久遭幽挚的愤懑，错综交织，构成了他深沉的咏叹调。
（3）初唐四杰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从而便于容纳更为充实的社会内容、更为严肃的思想和更为丰富的感情，显示了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有的诗篇还饱含昂扬的抱负和豪迈的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4）初唐四杰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注入人生热情。他们看到了贞观以后大唐帝国日益繁荣的气象，由此产生了但愿繁荣久长的希望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因此他们的长篇歌行极力铺陈帝京的壮丽气象，其力量和气势远远超过了刻板工丽的宫廷文学，而在歌颂太平时所流露的人事沧桑的感概，又使这些铺陈富丽的诗歌微笼着一层轻烟淡雾般的感伤情调。
（5）初唐四杰具有变更文坛绮艳诗风的自觉意识，他们具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