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戏曲的文学转向

元代戏曲的文学转向

比较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中国古代文学，如果给予概括性总结，可以说其主要的标志性的差别，乃是在文学总体结构中，是雅文学为主体，还是俗文学为主体的问题。即：在元代之前，中国古代文学是雅文学为结构主体的时代。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到俗文学为结构主体的时代。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对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他说：“何为‘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又说：“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 郑振铎在这里，主要是从静态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结构。但是，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动态结构，又很容易发现元代之前成为中国文学结构主体的，是郑振铎称为“正统的文学”的诗与散文，自元代开始，郑振铎称为“俗文学”的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才成为中国文学的结构主体。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元代文学所具有的特别重要意义，此前已经有人提出。还在二十世纪初，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这篇文章中，就曾经说：“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刧，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刧，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 胡适所说元代文学“皆以俚语为之”，与本文中称元代文学是俗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内容大致是相同的。胡适所说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文学革命“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元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发生历史变迁的时代。
　　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不同出发，比较元代前后的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发现在胡适强调的语言之通俗与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差别。
　　其一，“言志”“教化”和“明道” ，构成了从《诗经》到先秦散文，从《楚辞》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元代之前中国文学在内容方面的普遍追求。自元代开始，以往中国古代文学在内容方面的这个普遍追求，才终于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元代之后的中国古代文学，也不乏“言志” “教化”和“明道”的内容，但“俗乐”与“闲情”的价值被突出出来。这是从元曲到明清小说，最为重要的品格。
　　其二，中国古代那些著名文学巨匠的社会地位，也是以元代为界限，形成鲜明的反差。元代之前的文学巨匠，多是为封建正统观念所容纳的人物。如屈原、宋玉、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陶渊明、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他们的作品得到官方承认，他们的生平事迹被收入到正史内。元代之后的文学巨匠们多半是不能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接受的人物。如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冯梦龙、凌蒙初、兰陵笑笑生、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等。他们的生平事迹，也很少被接纳到封建正史之内。他们创作的小说和戏曲作品，乃至他们本人，还常常受到封建道学家的攻击和诋毁。这个事实说明：元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就其结构主体而言是可以为封建社会所容纳的；元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就其结构主体而言已经走向封建社会的对立面。
　　其三，元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属于创作者与欣赏者尚未分离的文人自足性文学；元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属于创作者与欣赏者分离的社会消费性文学。在元代之前，文人写作面向的阅读对象大致也是文人。写作群体与接受群体，都是同一个文人圈子。元代之后，文学创作群体与文学接受群体之间，不再是一个等同的社会阶层。在元代，戏曲演出甚至还波及到农村。与唐诗、宋词相比，元曲在接受群体方面之扩大，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统治者的喜好，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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