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年全国上下出现这么多的寺庙

为什么这些年全国上下出现这么多的寺庙

两种情况：一种是外部环境影响，指的是旅游经济。另一种是内部环境原因，是佛教界为弘扬佛法建设道场。第三种是过去有庙宇，现在群众为保平安自发修复。目前以第一种居多。

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佛教的兴旺，第二是寺院经济！ 寺院经济作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实体，它自身既带有宗教的成分，又兼有经济的内容。今天寺院经济的繁荣，体现在方方面面：香火的鼎盛，寺院的富裕等等。只有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寺院经济，积极引导它与社会相适应，寺院经济才能更加繁荣。 　　多少年来，被人们视为神秘之地的寺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寺庙正逐步改变千百年来“吃饭靠供养，修庙靠国家”的旧模式。正在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面对新挑战，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寺院的功能，增加寺院内容 ，想着更加完善的寺院经济实体的方向发展。这样也许会带来寺院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观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新问题。 　　一、 寺院经济的兴起 　　寺庙作为佛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弟子们念佛修行的场所，担负着众弟子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就必须依赖于寺庙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并在洛阳建立汉地第一座寺庙——白马寺。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已经十分繁荣与兴盛。在盛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佛教，贞观初年，嵩山少林寺拥有两百三十顷。贞观年间，全国寺庙多达3726座。[①]寺庙如此之多，僧尼如此之众，都是依赖于寺院经济的繁荣发展。历代王朝的大力扶持和封赏成为寺院经济形成的最初条件。除朝廷的扶持外，接受皇室贵族、富豪信徒的施舍供奉也给寺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佛教所倡导的“众生皆平等”、“今世的修行时为来世的积福”等深入民心的教义，为寺院赢得了广大的信徒和支持者。当“软件”和“硬件”都具备时，寺院经济便破茧而出，展现出它的活力。 　　二、 引起寺院经济芳容的“内因”与“外因” 　　众所周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它创立之初，佛教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追求便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同样佛教也指出财富的危害。但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影响，逐步改变了以前那种观念，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教义，同时也积极适应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变，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一方面，教义的变动是引起寺院经济繁荣的“内因“。寺院中的出家人所做的事情不外乎就是修行和遵守戒律。假设他们不从事其他活动，那么他们的衣食住行从何而来。佛经上写道：“佛教出世间的最高理想——“涅槃”，涅槃是熄灭了一切烦恼，从而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生死，与现实世界对立的一种境界，也就是否定了世间一切的意义。[②]因此佛教徒要想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就必须抛弃一切爱欲和追求，抛弃一切物质利益，从而达到安稳宁静。从而佛陀时期的佛教，从教义上也表现出对物质财富的否定。“四谛说”也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从“四谛说”可以看出佛陀对经济问题的处理。其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人生的爱恋，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都是苦。既然物质财富和金钱都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幸福，而只能带来无尽的痛苦，因而人们就应该放弃贪欲，放弃钱财，以免物欲所累。对财富的看法，在佛经中有蛇毒之喻。佛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佛陀与阿难外出乞食，看到路边有一块黄金，便对阿难说：“蛇毒”，阿难亦应声：“蛇毒”。正在附近干农活的父子俩前来观看，当他们发展佛陀和阿难所说的蛇毒竟然是黄金时，立刻将其据为己有，可结果黄金却使他们陷入了国库被盗案。父子俩在刑场上行刑前，才明白佛陀所说的蛇毒之含义。[③]出家人应赚信誉修行和弘法，但又不能脱离人群，既有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等问题要解决，又要面对大众自度和度他的工作，所以这时便出现了分歧。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印度出现了大乘佛教，他们普遍认为佛教徒应该随顺世法，走向人间，使自身的生活也世俗化，佛教徒当然应该去积聚财富。观念的改变，使得佛教教义必须面对经济事务，这样的问题更为明显，出家人靠乞讨施舍已经很难满足日常生活。但是又不能违背佛经上的教义。因此，促使佛教教义思想的改变，在中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利乐有情”，“农禅并重”的人间佛教思想。 　　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大环境是促使寺院经济繁荣的“外因”。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国，那是的高僧大多来自于西域，他们是严守戒律的比丘。严守戒律和遵守佛制便得乞食于人。然而，中国的环境毕竟与印度有很大的差别，乞食生活能否继续还是一个疑问。首先，印度文化历来就尊敬寺庙，他们相信通过布施可以得到善报，乞食得到尊敬。而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十分重视农耕，加之中国幅员广大，缺乏劳动力，如果有人游手好闲、乞食度日，必遭社会唾弃。其次，受到儒道文化的条挑战。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必然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发生冲突。儒家发对禁欲，认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孔子在《论语》中曰：“食、色性也”。到家也强调天人合一，阴阳和合，《老子》四十二章中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合。”而佛家则要求人过苦行生活，要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儒家文化的家族挂念特别强烈，讲父慈子孝，多子多福，孟子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佛家要求信徒离开家庭，心中唯有佛祖，过独身生活。此外，印度气候炎热，野生果实很多，乞食不到，可以随时采而充饥，而在中国却不能如此顺利地得到食物。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在印度流行的乞食生活，到了中国却难以为继。[④]因此那些高僧要想修行传道，就必须有寺院自身的经济支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战乱频繁，人们流离失所，极其困苦。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来世等观念可以暂时缓解人民精神上的痛苦，大量劳动人民信仰佛教，佛教的影响由上层走向全社会。佛教的这种社会功能，对于调节封建统治者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十分重要的。因而统治者也乐于扶持佛教，早期来自西域的传道高僧，都受到皇家的礼遇和供养，并设有寺院作为高僧接待所，南北朝以来的寺院经济的极大发展，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持下，佛教在中国才能向纵深发展，随之，寺院经济也达到了繁荣。 　　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寺院经济形成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持戒修行的同时，不放的注重和弃对物质世界对世间财富的获取，并主张通过合法途径和非暴力形式，反对非法交易的获取暴利。农禅并重，已成为四众弟子的行持的准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成为广大佛教徒所遵循的优良传统。 　　三、寺院经济繁荣带来的实际意义。 　　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佛教为适应社会而作的调适。社会经济繁荣，寺院经济稳固，佛教也就不断发展和壮大。这时对寺院经济繁荣实际意义的概括。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宗教一直难以在社会生活中露面，最多只是作为历史的遗迹供人浏览而已，只是一种“非资源”。改革开放的格局和商品市场经济的形成，为宗教从非自愿转为资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 　　首先，寺院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创收，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寺院要生存要发展，除浓厚的宗教气氛和文化气氛外，也离不开经济这个硬环境来作自己的坚强后盾。僧人要有精神生活，但也离不开物质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服务的各种生活资料。僧人以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成果来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不仅可以充实自己的人生，而且坚固自己的信仰。寺院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开展各种经营服务活动增加收入，为寺院的发展增强了后劲，这种功在社会、利在寺院的好事，不但应该做，而且要继续发扬广大。总所周知，当今寺院不仅是信仰者作为佛教活动的场所，且已成为旅游观光、文物保护、古代文化研究和国际间友好往来，具有各种综合功能的“特殊单位”。处在风景浏览区的开放寺院，游人看到更多的是向游人提供的各种服务设施。这种做法，本身已经告诉人们，寺院正在改变过去不做生意的传统观念，不但能够理财，并且能够将经济搞活。近年来，寺院办起了自己的素斋馆、旅馆、工艺品小卖部、佛教书刊流通处、到有接待处等，更有甚者，将带有佛教特色的素斋馆办到城中的闹市区。这些经营服务项目的开办，不仅给寺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受到 良好的社会效益，减轻了国家财政对寺庙的负担，最重要的是提高僧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体现了僧人的自身存在价值。 “农禅并重”、“五明兼举”一直是佛所倡导的重要思想，也是现今佛教寺院发展经济、创福修慧，实现“以寺养寺”所遵循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寺院经济逐渐与市场经济接轨，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它的有序良性发展，不仅有诸多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是党关于宗教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的具体实现。从古至今，只有国富才能民强，只有国昌才能佛盛，才有寺院经济。因而寺院经济的繁荣也必将给国家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它的应有的贡献。

不是出现，而是以前本就有的，只是如今寺庙出现在人们视线频率比较高了，加上如今人们缺乏信仰心灵没有归属，佛法能让人心灵平静。其实真正的佛法不在寺庙而在经书，向内求而非向外求！另外一些地方看中旅游经济才开发寺庙作为景点。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