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又与焦弱候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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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玄，是常与丘长孺父子论诗作文的朋友。文采虽然不如他们父子，但性格质朴诚实，有羞耻之心，不肯借讲学以宣扬道学，这很可喜，所以我喜欢他。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也不曾亲眼见过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只见到如今讲周、程、张、朱道学思想的人，以为周、程、张、朱等人确实就是这样了，所以以讲道学为羞耻而不肯讲。不讲虽然是过错，但是假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肯讲，是以为周、程、张、朱等人只不过是和现在的道学家一样，那么如今那些讲周、程、张、朱学说的人也就该杀了。郑子玄以为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心里想的是升官发财；等得到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自鸣得意地谈仁义、讲道德；而且还要装腔作势地对人说：“我要纠正世俗、感化世人。”他认为败坏社会风俗的，没有比讲周、程、张、朱的道学更严重的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肯讲道学。那么不讲也就算不上是过错了。

　　有一个姓黄的读书人经过这里，听说他是从京师到长芦去“打秋风”的，又跟长芦的长官到别处去上任。到了九江，遇见一个地位更高的人，他就弃旧从新，随新主人转道往北，顶着大风冒着严寒，也不顾年老有生命危险。已经到了麻城，来见我说道：“我准备去游览嵩山和少林寺，那位显者也想去游嵩山和少林寺，拉我同行，所以到了这里。可是显者还在城内等我，我势必不能在您这里宿夜了。回来的时候一定还要经过这里，到那时就可以多相聚几天再作别。现在太匆促了，实在舍不得离开您。”他的话是这样，他心里又是怎样想的呢？我料想他内心实在是为了宁汝林知府那里有一笔钱财舍不得放弃罢了。只是宁汝林知府从前曾三次赴任，他没有一任不跟随前去的，去了一定满载而归，这一次感到还没有满足，就象饿狗惦记着隔夜没吃完的狗屎一样，却竟敢欺骗我说是为了去游嵩山和少林寺。他以游嵩山和少林寺来掩盖自己随宁汝林知府去打秋风的行为而欺骗我；又唯恐宁汝林知府怀疑他是为了再来找自己，就又以舍不得李卓老，应当再来拜访李卓老为借口，以欺骗汝宁林知府：真是名利双收，处事和品行也都十分周到了。我与宁汝林知府几乎都中了他的圈套而不醒悟啊，这能说他不狡诈么？现在的道学家，和他有什么两样！

　　由此看来，现在的所谓圣人，恐怕与现在的所谓山人是一路货，只不过有幸运与不幸运的差别罢了。有幸而能写诗，就自称为山人；不幸运而写不了诗，就辞却山人之名而以圣人自称。有幸而能讲良知，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运而讲不了良知，就推托圣人之名而以山人自呼。辛苦辗转、翻来覆去，为的是欺骗世人、获取私利。名为山人而心里却和商人一样只想要钱，口里大谈道德而目的却在逾墙偷盗。自称山人而心思和商人一样，已经很可鄙了，反而还要掩盖打秋风的本意而故意表示是为了游嵩山和少林寺，以为别人是可以随便被欺骗的，这就更加可鄙了。现在的讲道德、性命的人，都是所谓游嵩山和少林寺的人；现在的患得患失，志在求取高官厚禄、上等田园宅第、风水宝地，打算留给子孙受用的人，都是象黄生那样托名于宁汝林知府，而装作舍不得李卓老的人啊。既然这样，郑子玄的不肯讲学，恐怕实在不值得奇怪了。

　　况且商人又有什么可鄙的呢？他们身携数万资财，经历风涛危险，受尽关卡吏员的欺侮，忍耐着集市交易时人们的辱骂，经历了万般辛苦，所携的资财很多，所得的收入甚微。但是必须结交上公卿大夫，然后才能获得盈利而避开祸害，怎么能象山人那样昂首而坐在公卿大夫的座上呢？现在的所谓山人，称他们为商人，其实却身无分文作为资本；叫他们是山人，却又非公卿大夫之门不进，所以就令人可贱了。话虽然这么说，我难道就没有这种表现吗？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想法，而披着佛教的袈衣来欺骗世人而获取虚名呢？有的话请对我加以惩罚，我决不包庇自己的短处。即使如此，至于那些患得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的事，我是绝对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