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俗与人文精神

蒙古民俗与人文精神

一、草原那达慕体现出和谐的文化精神
人是什么? 人的活动是一种自然的生命活动，其生命活动和生活需要的全部物质都依赖于自然界。人类 “也和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一样，其生存依赖于同生物圈血肉相关的联系，也必须服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2〕因此构成了人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方式就是生产活动。传统的生产活动完全服从岁时排，逐渐形成顺应自然变化、适应社会生活的岁时节令习俗。
那达慕为节日，学术界似乎还有争论。与农耕民族的节日相比，草原民族的节日似乎不是固定到 “日”，那达慕的文化场域也比较宽泛。那达慕是否是节日? 据我的研究生在东乌珠穆沁旗的调查，自 1963 年以来，该旗在乌利雅斯太镇举行了十次大型那达慕，大都为了庆贺牲畜头数增加。牧人说，哪年雨水好，就举行那达慕。还有一种说法，举行了那达慕，雨水就更好。雨水好是牧业丰收的代言词，所以传统那达慕的节期是相对固定的，一般在农历6－ 7月。“那达慕”这个词出现得很晚，牧人惯用 “耐亦日”，是“聚会” 的意思。“耐亦日”与“游戏”、“娱乐” 有很大差别，举行“耐亦日”———喜庆、联欢、盛大的场合才有那达慕。民俗与人们的出生地、民族、国籍、性别等与生俱来之物相关，那达慕节期的选择既是蒙古族情感的产物，又是建立在民间知识的基础之上。
这个节日的产生与蒙古族古代历法有关。蒙古族世世代代从事的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活动需要掌握天文历法知识在对天象的观察中他们创造了历法。由于草场是牧业的生命线，他们以草木计年。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云: “但见青草则为一年。” 宋孟珙《蒙鞑备录》云: “其俗每青草为一岁，有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 牧草的荣枯标识牧业生产的一个周期，因此 “草”具有年的意义。这里的 “草” 不仅含有自然意义，还含有人文意义。对于时间，正如法国哲学家所说，我们不可以深入理解，只可直觉与体验。〔3〕牧人对时间的体验与农民不同，他们观察天体的变化是以草为参照物的。由于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从事不同的生计方式，其对时间的体验有所不同。节日就是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对时间的感受和对时间进行切分操作的人文符记，是人类在每年特定的节期、特定的文化空间表演庆典的整体形态。草原那达慕的时间选择在夏末秋初，这个节庆的时间有相对的固定性: “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工作条件及其与 ‘自然’ 节奏的关系。”〔4〕草原那达慕岁时节日体现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
与农耕文化的节日文化空间不同，那达慕的文化空间是广袤的草原。“文化空间从其自然属性而言，必须是一个文化场所，即具有一定的物理空间或场所，必须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性; 从其文化属性看，则应该具有岁时性、周期性、季节性、神圣性、娱乐性等等。”〔5〕草原是牲畜的牧场，草原是牧民的生活之源。在草原上，牧民所从事的劳动———迁徙，与五畜、与自然界的草场和气候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人是文化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文化的中介表达的，牧业的生活方式是在草原生态里生存的牧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达。“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每一个民族的概念性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从该民族的眼光去了解，我们才能掌握文化真正的意义。”〔6〕那达慕的文化空间是广袤的草原，因为牧民的劳动把自然界的草原变为文化的草原，所以草原是牧民的家园，同时也是牧民节日的文化空间。
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间举行 “骑马、摔跤、射箭”三项活动呢? 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其是一种民众的娱乐。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举行民众娱乐呢?文献并没有记载。笔者和学生于2008 年7月对东乌珠穆沁旗的那达慕进行了调查。那达慕节日产生于敖包信仰。“敖包那达慕” 是那达慕最古老的形式，也是当下最主要的存在类型。东乌旗境内有100座左右敖包，1999年仍有69座敖包在进行祭祀活动。敖包那达慕的主要活动为搏克和赛马。据统计，每年有 4000 ～ 6000 人次参加搏克比赛。
白音敖包的祭祀时间是农历6月3日。民间的那达慕遵循着这样一个制度: 敖包祭祀———那达慕的展演。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举行敖包祭祀呢? 为什么要先有敖包的祭祀仪式再举行那达慕呢? 在我们的访谈中，几乎90%的牧民回答:敖包祭祀是为了祈雨。草原游牧民族所生存的环境是戈壁草原，其年降雨量平均在400毫米以下，有的地区甚至不足200毫米，雨水是人和牲畜的生命线。在农历 6 月期间举行祭祀，目的是与天、地、水、龙等诸神灵沟通，祈求神灵降雨，禳灾求福。我们认为，祈求雨水是敖包祭祀欢娱。
与农耕民族的土地庙类似，敖包是一个神灵的文化符号。在敖包祭词和关于敖包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敖包包括一个神祇系列如自然神、祖先神等。草势较好的时候，既是酬神谢神，又是祈求神，酬神是为了感谢其带来的雨水，祈求神祇是为了获得更多雨水来使牧业丰收。祭祀是给神祇献祭，表示对神祇的尊重; 摔跤等活动是为了给神祇以欢愉，目的是与自然和谐。
二、生生不息的文化品格精神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遥远的历史走到今天靠的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在世界全球化语境下具有话语权也需要文化精神的张扬。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么，至今缺乏统一而科学的解说和全民认同。目前学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表述，众说纷纭但基本上是把儒家思想遗产中的 “和合” 或 “中庸” 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不仅仅通过精英文化、典籍文化表现出来，也通过优质的民俗文化表现出来。归根结底，那达慕节日要显扬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在传承至今的草原人的节庆———那达慕上，其核心文化符号是著名的“男儿三艺”———骑马、摔跤、射箭。由于那达慕是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复合性文化，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草原那达慕的 “男儿三艺” 归根结底显示的是一个族群的民族精神。
学者谈到民族精神时，往往存在两个偏颇。其一，到汉族的文化中去寻找; 其二，到典籍文化中寻找。在少数族群中、在民众的节日中同样可以挖掘民族精神。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重视对身体的谱系学进行分析。胡塞尔提出 “生活世界”和 “主体间性” 等概念，打破了冰冷的理性来拯救形而上的缺乏生机的哲学。《知觉现象学》指出: 身体是客观空间的一种方式。“在习惯的获得中，是 ‘身体’在理解，”身体是 “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7〕在民俗学家看来，承载文化的身体就是民间叙事的语言，是民间叙事的情景化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所有的人相互认识的方式，是通过让对方描述，通过相信和不相信有关对方过去和身份的故事。”〔8〕不同族群的人是由不同的文化塑造的，不同文化人的记忆是不同的。在那达慕大会上，传统的男儿三艺以视觉符码的方式显示了这样的群体记忆。
无论是激烈的赛马、勇猛的摔跤，还是生气勃勃的射箭，都是草原民族肢体语言的表述。这个以牧业为生、以草原为家园的民族在节日里用独有的方式表述着民族精神。对此作者在 20 年前有这样的归纳: “跻于世界之林的蒙古民族在追求一种壮美，一种阳刚之气，一种生命的博大与永恒。”〔9〕的确，这是对生命的礼赞，这是生命的显扬。人们把奥林匹克运动定位于这样几个词汇: “出类拔萃、参与、奋进、诚信、和平、激励、友谊、荣誉、尊重、团结、活力。” 这些词汇同样可以概括那达慕的文化精神。那达慕以其高度的公共性、组织性和历史性而展示于世。
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的遗传所持有的方式不是生物的，而是社会的”。〔10〕那达慕的节日生活反映的是一种集体意识。法国人类学家杜尔干认为，集体观念在双重意义上超过了感官生活。一方面，它们在我们经验的疾驰而过的感官上加诸了一层固定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它们对环绕着我们的事物和事件投射了价值。〔11〕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在一个文化群体所创造的全部传统之上。传统的公共性往往通过仪式表现出来“所谓仪式，从功能方面来说，可被看作一个社会特定的 ‘公共空间’ 的浓缩。这个公共空既指一个确认的时间、地点、器具、规章、程序等，还指称由一个特定的人群所网络的人际关系。”〔12〕在那达慕上，有男儿三艺的表演者，也有众多的牧民，在此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一方面，那达慕承载着民众生活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涵，是这些 “内涵” 传承的基本载体; 另一方面，一个特定民族 (社群) 的民俗文化，体现着民族的性格，因而与那里的民众有着深深的感纽结，又凝铸着她的民族精神。 “它们在表演艺术中，或作为策划基础，或作为艺术展示模式，内涵着一种内部语义”。〔13〕
民间节日中到处都洋溢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识，这就是其内涵的内部语义。文化的多元化显示了各个族群节日文化的特色，各个族群的节文化又通过不同的文化表述自己的人文精神，并将其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精神之中。中民族的文化在差异性中显示一体，在一体中看到差异，但是在文化内核———民族精神的体现上，却是美美与共、自强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历史证明，支撑一个国家与民族长久、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并不只是靠精英集团的超前意识，而是要靠大众普遍敬守的精神信仰，这其中也包括以爱国主义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的那种 ‘大众化的苦行意识’”。这是一种推动会前行的文化力量。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能够推动大众精神的文化力量，仅仅靠单纯的物质驱动力，很难把一个国家的历史推向前进”。〔14〕
三、草原那达慕体现了民族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
那达慕是蒙古族具有特定的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的周期性的文化行为，按照人类学家的分析，周期性的那达慕节日属于 “过渡礼仪”。“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仪式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类型，帮助个人和群体在心理上、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并且其中的过渡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用今天的概念说，过渡礼仪是一个阶段性社会再生产的仪式过程”。〔15〕从那达慕节日的象征符号和民众的心理看，它对平时的牧业生活状态是一种脱离。从脱离到聚合，回到了日常生活状态。度过节日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活跃力量。 “社会生活在两方面是超然的。知识上，它提供了人类集体的表征，此构成知觉上与思想表现的媒介。道德上，集体生活供给人类调节他的行为和约束其个人利益的一套规则。”〔16〕在那达慕节里，无论是 “男儿三艺”的表演者还是观看表演的民众都沉浸在共同的诉求中，沉浸在共同的精神分享中。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意识、民族个性、民族爱好与审美等深层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深刻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族群在历史长河中智慧的结晶。周期性的节日增加了一个地域或一个族群的内聚力，加强了他们对自己族群的文化认同。内聚性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所谓内聚性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每一个族群内部的节日构成了这一民族节日的系列，并由此化作每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我们看到许多民族文化身份的保护者为了实现需要往往利用节日宣扬或强调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关于民族身份的象征系统，提供了一个民族伦理观念和民族政治的观念”。〔17〕
其二，中华各民族的节日构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节日画廊，但在共同的地域与政治统一体中，在历史流变与 “大传统” 的规范和制约中，也往往容纳和融合其他族群的文化，甚至在其他族群中传播。在参与白音敖包的祭祀并考察其那达慕的展演中，我们发现由于蒙汉杂居，参加的群体不仅是该地的蒙古族，还有少量汉族。一个民族的优质文化往往会被其他民族所吸收。节日文化是一个流动的长河，是一个族群的文化血脉，它不仅周期性地展示自身的传统和坚持民族拥有者的文化身份，还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把整个社会引向一个比单纯追求经济和物质繁荣更多彩、更幸福的理想境界。
节日那达慕不仅显示出特定族群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而且现代那达慕呈现在世界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在我国步入现代化的语境中。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凝聚力。那达慕节日是 “无形”的文化，是一种精神要素，民众群体显示的隐性力量，不仅可以确立自己民族的文化品格，而且共同聚合、熔铸在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形成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凝聚力。这种隐性力量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基因。
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其核心是全球化的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连在一起。一方面，“普世性的文明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渐提高而且定将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科学技术的跨地区、跨民族的普及，市场经济和机制的超越国界、区界的传播，对人际关系之间的距离(差别) 逐渐地、明显地缩小” 。〔18〕在这样的语境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保护文化多元化的理念。蒙古族草原那达慕 “男儿三艺”的展演绝不只是三项技艺的展演，不能拘囿在娱乐层面上阐释。在表演者和民众之间，在民俗的互动中“群”的概念使民俗中的 “民” 进入 “言语社群”的状态。它指的是分享语言和其他的文化模式的 “群”。“男儿三艺” 的民俗文化表述是在一个言语社群里的表述，通过男儿三艺的民俗文化表述，分享共同的意义和族群的自我认同。族群文化精神在总体化国家意志的边缘处发挥了边际效应，展示了现代性对差异的渴求。
如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保护文化的多元化? 在面临全球化的时候，我们感到一个人口较少、工业技术不发达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在强大的世界多元文化体面前，其地位本身总是薄弱的，特别是弱势民族如果自己就缺乏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我群”与“他群”的区别在于文化，“由于族群与文化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族群的发展只有凭藉文化认同，才能自觉且有选择地与其他文化交流，维持自己的主体性的地位”。〔19〕要实现文化认同必须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一定生活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 ‘文化回归’ 意思，不是要 ‘复旧’，同时也不主张 ‘全盘西化’ 或 ‘全盘他化’ ……”〔20〕通过那达慕的保护和传承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张扬民族文化个性，这是世界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历史上，殖民主义者要消灭一个民族或国家，比炮火更有效的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传承性、乡土性和自足性，是民族精神的表征。

嘉兴的民俗民风与人文精神

　　秉礼勤劳——嘉兴介苏杭间，“土膏沃饶，风俗淳秀”，“不忧冻馁”。“其俗少阴狡”，“能秉礼义，务耕织”，“尺寸之土必耕，机轴之声不绝”。

　　秀慧工巧——嘉兴“士美民秀”，“人性柔慧”。其智秀不仅表现在人的聪慧文雅上，而且表现在精于劳动制作。历史上，嘉兴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水平高，且多创造。元代，除丝绸制品以外，漆器和金银器皿都精美绝伦，如传世的西塘派剔红漆器，朱碧山银槎杯都是国宝，形成了“百工技艺与与苏杭等”的局面。

　　崇文好学——嘉兴自古“罕习军旅，尤慕文儒”， “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在宋为文物之邦，至今士多兴于学，处廛者亦类皆鸿生硕彦”。 “衣冠之物，焕然可观”。“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田野小民皆教子孙读书”。

　　进取求新——嘉兴因地处两省交界，且多移民，具有包容并蓄的特质，乐于接受新生事物，适应潮流，开通风气。南宋时嘉兴成为畿辅之地及 “龙兴之地”，嘉兴人抓住这个机遇“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明清时期文学艺术的开宗立派，也是这种进取求新传统的延续。

　　嘉兴民间习俗与当自然地理条件和民风民性有着巨大的关系，是当地民风的在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中的特定表现形式，也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学的一种重要载体。这些风俗习惯有的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有些是官方推行、约定俗成的。

　　嘉兴民俗大致可以分为生产习俗、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岁时习俗、庙会习俗等几大类。由于嘉兴古代农业发达，稻作习俗和蚕桑习俗最为普遍且最具特色。